以前香港人常说中国人是蝗虫，这种歧视性的用词反映出的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尊重多样性。从疯狂的集体主义时代一下子切换到消费主义社会，仿佛是社会文化的律令在所有人的审美、消费习惯都维持一致。稍微有人超出常轨，就遭到所有人一致排挤。在香港疯狂买药妆、在巴黎扫货奢侈品、疫情期间在全世界扫光口罩、感冒药。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都是人数庞大、无趣、面目雷同。
在欧洲常常见到街道两侧的涂鸦作品，良莠不齐，据说许多西方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街头艺术家在建筑物外涂鸦的权利。我家附近也有好几处专门的涂鸦区，在德国，最著名的莫过于柏林的「东边画廊」，绘在施普雷河东岸的柏林墙遗址上，最有名的是两个老男人拥吻的形象，已成为德国最有名的地标之一。这样的区域往往同时也是社会运动的场所。涂鸦艺术家把艺术从高高台阶上、古典柱头大门、买票才能进去的艺术馆神殿中解放出来。他们用街头公共艺术来表达特定的政治诉求，在相同的地点也常常发生集会、示威，这样的示威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行为艺术。
记得有一年去曼谷，看到街道两边巨大的泰王照片，不禁心里有隐隐的压迫感，知道泰国并不是游客所想象的低物价度假天堂，对于泰国人来说，王权不受限制地扩大，正在威胁着开放社会的民主与自由。
中国城市的街景：雷同的高层住宅楼盘、高铁站、购物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习近平的照片。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宣，设置在街头，并不是意在使人相信政府对这些词语的重新定义，而是为了使人麻木、无力、习以为常、玩世不恭、无所谓，就像岳敏君画作中的人脸一样。我认为岳敏君的绘画作品，能够最精确地刻画出当代中国人的形象。
六月底，我见到了巴黎的异见艺术家蒋不。多年来，他一直用行为艺术的形式，发出中国政府认为是「刺耳」的声音。（用魏京生的话来说，「不和谐的杂音」）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巴黎，但却不喜欢去看卢浮宫。他对我说一个观点，法国大革命之前不存在艺术，只有技术。法国大革命之后，与社会运动结合，这才有了艺术。因此，艺术须与社会运动相结合。这种说法与中国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艺以载道」有相似之处，但又是完全不同的。
记得疫情前第一次出国，看到国外的房子，每一栋都是不同的，也不存在「小区」的概念，所有的房子都建在街边。这是一种启蒙。像上海封城时，政府要求小区保安把大门一锁，几千万元的市中心高档住宅就变成了纯金的牢笼。这种事情在西方连可能性都不存在。中国的经济繁荣，在消费主义的盛世中，其实是无尽的荒芜，也没有文明的进步。对我来说，文明就是承认尊重多元性，允许多元性自由地发展。
但也有中国人来到西方，看到西方的多元，心里觉着「好乱，好可怕」。有的流亡民运斗士，一边崇拜川普到痛哭流涕，一边仇视穆斯林与LGBTQ群体。也有英国的抽象小留，深夜将伦敦自由丰富的涂鸦墙一笔抹掉，骄傲地向英国人展示中国荒废的街景，与中国人麻木、恣睢的社会文化心态。
有人在推特上贴出了这位「艺术家」的个人主页，上面用各种当代艺术问题堆砌了模糊的大词。这样的街头艺术作品，也变成了没有本质的「空洞的能指」。正如在中国，这十二个词也已经变成一种没有实际含义的词语符号。有的人看到，会认为这是「文化输出」，向英国人推出了「我们中国」的价值观。但在民主人士眼里，这也是一种宣传。他们一早醒来，发现家门口往日既有美丽花朵也有杂草的一片草坪，突然被蝗虫吃了干净，剩下一片废土，12对他们无法解读的东方密符。让英国人也体验一下中国都市街道的那种消费主义盛景之下的荒芜、寸草不生。（粉红出征，寸草不生。）
流亡诗人杨炼说：「习近平的目的是降低人类文明的水准。」降低文明的水准，意思就是用这种中国式的整齐划一的荒芜，去消灭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去扼杀多样性的自由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