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秦順天：1966至1967年，一場傳染病在全中國爆發，死亡至少16萬人， 令人震驚的，還不是死亡人數之多，而是這段歷史又被掩蓋了。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裡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裡，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裡，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裡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死去。疫情爆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大串連」時的「流腦」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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