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去世了。 對中國人來說,對基辛格的評價多是從中國的角度出發。 親共的人說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反共的人恨不得說他是“千古罪人”,因為他的“破冰之旅”促成了中美建交,導致了中共政權後來的發展壯大, 成為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戰。
但是,從“親共”或“反共”的角度看待基辛格,實際上沒有找對標準。 我認為應該用兩個框架來分析基辛格。 這兩個框架,一個是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一個是以美國利益優先的外交政策原則。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學派,其理論認為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不一樣。 國內政治中有明確的權力架構和裁判體系,但是國際關係中沒有這個架構。 大家各自為政,誰也不聽誰的。 每個國家都以理性的力量權衡和自我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以追求安全和自我保護。 現實主義主張策略性地使用軍事力量和結盟來提升全球影響力,同時維持權力平衡。 現實主義還有一大特點,就是通常不以意識形態為行動的出發點。
基辛格在70年代和中國接觸,抑制蘇聯,就是這個理論的典型體現。 那時,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 美國為了更有力的抗擊蘇聯,就和中國結盟。 在這個場景中,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身分並沒有阻礙美國不和其交往,因為在現實主義者看來,美國要擊敗它真正的對手蘇聯,才是更重要的事。
基辛格對世界格局的構想是中美兩個大國不要直接對抗。 因此他希望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他也不希望亞太地區的國家都投靠美國,以此尋求針對中國威脅的保護。 相反,他希望亞太地區自發的出現能和中共抗衡的力量,例如日本。 這是現實主義理論中,促成大國力量平衡的經典博弈方式。 也就是當美國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全世界的時候,他希望在美國力量不能投射的地區,扶植能夠和中共對抗的力量。
第二個框架是以美國利益優先的外交政策原則。 這和上面的現實主義理論一脈相承。 基辛格在越戰,中東戰爭和對待南美國家的政權交替等方面都體現了這個想法。
總而言之,基辛格的對華政策初衷是以現實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為出發點的。 但是,他卸任後的職業生涯大大獲益於和中國的關係。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基辛格在紐約經營的私人諮詢公司基辛格事務所不公佈財務數據,也不討論客戶名單,但業內觀察人士稱,基辛格事務所曾代表眾多美國藍籌股公司在 中國開展工作,通常是為了解決這些公司面臨的問題」。
1989年,基辛格在日本《讀賣新聞》和西德《星期日世界報》上分別發表文章《天安門事件是內政問題》和《美國不能放棄中國》,支持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的措施, 認為“對北京發生的事不可只用善與惡的觀點去看”,“當時的衝突變得無法解決了”。
基辛格長袖善舞,身為共和黨人的他,在美國歷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府中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我的總結是,基辛格的情商和智商都超絕。 他的現實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的理念促使他開啟了和中共的「破冰之旅」。 但在他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後,個人的生命軌跡也就被束縛在這個框架中了。 以基辛格的機敏與睿智,他不會看不出中美聯絡幾十年後,這個關係給美國帶來的傷害。 但是,他一直堅持自己最初的觀點。 人會被自己的成就和利益綁架,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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