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刘晓波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标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葬送现代奴隶制——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建立私有化、市场化和宪政民主化的新体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
而邓小平只是为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持的中共政权才进行改革——经济上的放权让利、政治上的平反和意识形态上的思想解放。
随着改革的发展,执政的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在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上,出现了持有不同立场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坚持在维护旧体制的根本——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它的中远期目标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种声音则要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旧体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彻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建立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
这种目标上的根本相左所导致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邓、胡、赵”核心出现裂痕。
最初是胡耀邦因在“反自由化”运动的决策上与邓小平的分歧而被解除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尽管还保留了他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主要权力。
接着便是八九运动所导致的公开分裂,赵紫阳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他的党内外支持者随着他的下台而基本全军覆没,还保留着党籍的赵紫阳处在准软禁的失去自由的处境中。
至此,在党内的极少数敢于坚持根本改革旧体制的政治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而在维持旧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单纯的增量经济改革的多数派全面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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