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说：“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