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1950年，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 ， 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

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

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

贵州省那些本已归顺中共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武装反抗。

西南地区发生的普遍的民众抗争是由于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等不当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却欺骗世人说是国民党残余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为自己的恐怖镇压带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让世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中共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西南区共处决匪首8300余人，共歼灭匪特85万人。”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议，将抓到的武装反抗头领杀死，要求“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并对在四川西北关押的4210名监狱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数字，即“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毛认为邓的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

1950年11月，邓小平提出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作战，这些部队中有大量倒戈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反抗征粮运动的追随者，就是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去送死，这个建议也受到毛泽东大力称赞。

中共在其它地区通过土改和镇反运动进行的暴力统治，在西南地区通过征粮和“剿匪”得以实现，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又一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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