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5时半，卢叔宁在湖南常德病逝，享年77岁。

一周前，我和他做了最后一次视频通话。当时他头脑尚清醒，全身已经不能动。我知道，死神的阴影，已经在他身边徘徊多时。长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我的青年时代，卢叔宁是一位在思想上给我深刻影响的人。他是江苏金坛人，10岁来到北京，后来和我成为北京师大一附中同学。师大一附中创建于1901年，原名五城学堂，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卢叔宁是1963年入学的高中生，我是1964年入学的初中生，在校期间，我们并不认识。1968年底，学校动员毕业生到山西沁县集体插队。1969年，我们在沁县才互相认识，继而成为患难之交。

卢叔宁在的漳源公社李家沟插队，位于县城以北20里。我在段柳公社长胜村插队，位于县城南边10里。见面并不容易。

记得第一次见面，为的是了解他们班同学李时民的情况。李时民文革前因坦白思想被打成反动学生，以带罪之身，到我们村插队。我借了老乡的自行车，来到世外桃源般的小村李家沟，找到卢叔宁。他热情地招待我吃饭。当时他怎么介绍情况，我记不太清，隐约感到，他对同班同学李时民颇为同情。当时，我就感到卢叔宁很有学识，谈起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有不俗的见解。

因为喜欢读书思考，以后继续和卢叔宁保持着联系。我在下乡插队之初，对当时占主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接受的。卢叔宁对这一套，已经开始质疑。1970年陈伯达庐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出事，报纸并未公布。小道消息慢慢地传到了我们知青点，于是，我和同学文重萍找到段柳的杨小平，又写信约卢叔宁，到县城西边40里的后泉知青点，一起讨论。当时有一位同学提出，陈伯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他说得振振有辞，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看着吧，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当时我没敢想他暗示林彪。我们当时在农村，消息很闭塞，卢叔宁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高层进行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查，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整体观察，作自己的判断。不到一年，发生了“913事件”，我感到，事态的变化被卢叔宁言中。于是，又请卢叔宁来段柳聚了一次。当时卢叔宁心情很振奋。他把秘不示人的日记拿出来，向我们念了几段。这下子，我才知道他对文革有根本性的怀疑。面对“913事件”引起的思想震荡，我们还没有理清头绪，他已经提出中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虽然经历了文革初的疾风暴雨，我们似乎见过一些世面，但卢叔宁的思考还是让我们感到振聋发聩。

其实，卢叔宁能够独立思考，与他的处境密切相关。文革前他本是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考名牌大学没问题。但文革的第一年，他父亲就因不堪凌辱而弃世。卢叔宁兄弟姐妹受到株连，被打入另册。这成为他反思现实的精神动力。他的阅读相对超前，不甘于按照上方的号令亦步亦趋。官方提倡“老三篇”，他偏要读长篇毛著；官方提倡读毛著，他偏要读马恩原著。官方提倡读马列，他又要找寻其他欧洲思想家的著作。他和我谈论过文革前为了反修出版的古纳瓦达纳所著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本书对赫鲁晓夫的批判现在看已经站不住脚，但当时却成了卢叔宁怀疑林彪造神的思想资源。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来源，便是鲁迅。他曾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这是真心话。我曾和他有过一段扒车遭到收容的经历，在失去人身自由的一个月里，聊了许多话题。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具体的话我记不住了，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他对鲁迅怀有真诚的敬意，对郭沫若却颇为不屑。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所以鲁迅在他心目中，不是任人涂抹的偶像，而是一个独立的、批判的，对现实和历史充满了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他从鲁迅哪里汲取的怀疑、批判精神，引导他形成了一套启蒙思想。

1972年11月11日，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

“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的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了王族、幸臣、侍从。……

“中国也不是没有真正的启蒙者，鲁迅便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鲁迅的伟大呢？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看透的人，第一个将中国的真相揭示袒露在人们面前的人。……鲁迅的境遇，在生时受到的是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他忘却掩灭，其心理是和唯一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死去后所感觉的一样。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他们何敢恢复其本来的面貌——无情地揭露入木的批判，不妥协的斗争呢？鲁迅的向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威严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批判憎恶的阿Ｑ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奴才、假洋鬼子等）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Ｑ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的一种痛心的悲哀啊！而揭示这些该是新的启蒙者们的任务之一吧。‘还我鲁迅’该是鲁迅的真正继承人的口号。‘还我真貌’则是鲁迅幽灵哀痛和深沉的呼号了。

“鲁迅对于中国是太宝贵了。……中国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几千年，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或者说没有一个能够和敢于将中国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总是欺骗着别人也蒙骗自己，骗着也被骗着，在无数的礼节和假面中活着，喘息地生存着。统治者高兴在假面具后面将自己扮成人民的救星，上帝的使臣，人们则甘于在假面具后面求得苟活。而一旦人们试图揭露那假面，看穿那统治者的狰狞贪婪的真貌时，则遭到最残酷的镇压。于是在被血装饰的假面后又恢复了双方的平静，虽然是像在森严的大殿里一样可怕的平静。是鲁迅第一个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真貌而且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鲁迅始的，而且那种揭露是自有了阶级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这是被剥削压迫者的本能。而后者的揭示却是鲁迅独特的伟大。历来统治者不仅想隐瞒自己的真相，更恶毒比隐瞒自己更坏百倍的是，不让人民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前途。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一些统治者用来世的幸福叫他的臣民忍受今世的苦痛，以保证统治者今生的奢侈，而中国的统治者则用更简单得多的办法，即让他的臣民无知无识（甚至更进而用虚无的精神鸦片使臣民们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幸福和自由了），自然就可以免除妄动之忧了。而他们也就可以安心享用从愚者身上榨取的膏血了。所以我认为认识统治者的罪恶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这是较明白的事。而让人民认识自己，则要更重要得多。启蒙运动的意义目的，我看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鲁迅在揭露阿Ｑ的疮疤的时候似乎比那些说阿Ｑ的疮疤有独特的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甚至阿Ｑ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Ｑ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

“鲁迅启蒙的任务是让患者先认识自己的病人，并进而使他认识自己的病因病根，使他震醒。鲁迅作为一个社会医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病人应当怎样和自己的病尤其是怎样和产生这种病的环境条件进行自觉的斗争，这便是鲁迅的后人所应当完成的了。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鲁迅的遗业，将对社会恶症的揭露，对社会给人们打下的烙印的揭露继续下去深化下去，另一方面则要将如何更自觉地根治这社会与人们的病症的方法昭示给人们。……使他们明了自己的义务和权利，而且明了自己有这种能力而应当去争取这种能力的充分发挥。使他们明了自己不是被施恩者，不是单纯的被疗救者，他们自己同时是创造者、疗救者和创造物的所有者。这便是现今启蒙运动的（如果有的话）任务。”

后来，卢叔宁调到沁县广播站当编辑，有了比较充裕的写作时间，他写了不少诗歌和政论。一首题为《清江河的传说》的叙事长诗，剑指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一首政治抒情诗《我们生得并不晚》，被反复转抄，在一代青年中不胫而走。1976年，同学缪力当了公社书记，他坦然建议，你千万不能批“唯生产力论”。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掀开了历史新一页。1977年恢复高考，一代人有了重新洗牌的机会。我在太原，卢叔宁在沁县，分别参加了考试。父亲尚未平反，家庭出身的阴影还悬在头上，卢叔宁不敢报文科，报了理科。理科考试对他来说，本来不是难事。偏偏临考前发了高烧。他抱病参加考试。那年考四门，满分400分，他考了308分，感到不理想，但也算是高分。他报了山西大学数学系，却没有录取。因为那一年的高考不是同一条分数线，把66、67届高中毕业生的分数线定得很高，尽量录取到师范院校。一般考生260分以上，山西大学就可以录取，卢叔宁308分，却被被录取到晋东南师专。县里动员他不要上了，可到县一中教书，并承诺按大学毕业生对待。他当时已经30岁，觉得这是最后的求学机会，还是到长治进了晋东南师专。到学校，他要求转中文系，学校也同意。所幸的是，教师中有李蹊等从京城沦落到山区的高人。毕业时，作为高才生的他，本可留校任教，又遇到人事上倾轧，只好回县城中学教书。这时知青基本上都走了，那种纵议天下的思想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周围失去了对话的民间思想群落，一个人便很难孤独地前行。封闭的年代，偏居一隅的智者可以凭自己的胆识比众人走得更远；而当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和国际接轨的机会，偏居一隅的冥思就不可能再领风骚了。县城的文化气氛让卢叔宁倍感寂寞，80年代后期，文重萍介绍张梦飞，把他招聘到深圳，到蛇口工业区育才中学教书。教学之余，他的乐趣还是读书，关注国是民瘼，思考文明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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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留影，右起卢叔宁、丁东、文重萍

1998年，靳大成、奚跃华在中国文联出版社组织一套丛书，展示老三届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向我约稿，我提交了自述《精神的流浪》。同时推荐了卢叔宁的日记。文革后期，母亲和哥哥担心文祸，催促卢叔宁把日记烧掉。他毁掉少部，大部分保存下来，所以命名为《劫灰残编》。这套丛书的策划要求是每册篇幅十万字左右，不能容纳卢叔宁的全部日记，只好优选了一部分。当时缪力是文联出版社社长，她对卢叔宁也很了解，毅然决定，让卢叔宁的书在1999年面世。面世后，这本书引起了史家的高度关注。印红标的专著《失踪者的足迹》，辟有论述卢叔宁的专节；钱理群的专著《爝火不熄》，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字，评述卢叔宁日记的思想史价值，把他和遇罗克、王申酉等青年思想家并列。

卢叔宁退休以后，定居妻子的家乡湖南常德。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写成了《一个黑五类的文革自述——苦难、不屈与求索》，约三十万言，在内地已经没有出版机会，只好拿到台湾，由秀威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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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卢叔宁最后一次来北京，我陪他到泰康燕园，与钱理群一晤。以后，他回到常德。2021年秋，我曾到常德一游，想约他见面，不巧赶上他家中有急事，没有见成。

去年夏天，沁县政协要组织《知青岁月》一书，想联系当年的知青约稿。好几位同学建议找卢叔宁，我给他发了多次微信，都没有回音，又问几位朋友，都没有他的电话。只好写了一篇文章，在公号发表。文末一呼：“卢叔宁，你在哪里？”

没几天，收到卢叔宁女儿卢云在大洋彼岸的回音。原来，卢叔宁已沉疴在身，无力操作微信。经卢云联系，我和卢叔宁夫人取得联系，在她帮助下，和卢叔宁用微信视频通话，并且要来了卢叔宁回忆录的电子文本，转交给沁县政协编者。

卢叔宁和我是文革时的老三届中学生，又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生。老三届、新三届，至今仍是公共空间热议的话题。其实，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一代人已经老矣。卢叔宁不过是先走一步罢了。

我曾说，卢叔宁是当代思想史上的幸存者。人的生理寿命是有限的，然而精神不死，思想之树常青。

By丁東小群

蛇口留影，右起卢叔宁、丁东、文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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