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写过大部头批判汪晖。我在给荣剑的书评里写到——近三十年来，在西方左翼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莫过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先生。他的著作被西方一些名校出版社竞相出版，还获得了几个重要的学术奖项。他不但被视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而且也被视为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言说者。与此同时，那些受到更大压制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在西方的学界无足轻重。汪晖的著述在西方颇受重视，但是在中国却几乎没人对之进行认真的批评。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都认为汪晖的思想不值得评论。荣剑不赞成这种态度。荣剑认为对汪晖的著述应该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术批评。

为什么西方左翼学术界对汪晖的思想如此情有独钟？我以为原因并不复杂。我们知道，西方学界有一批左派人物，由于对所在社会不满（有句话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出于“生活在别处”的心理，总希望能在其他社会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因此容易对共产国家产生一厢情愿的幻想。共产革命一向以启蒙运动的继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自居，故而很容易赢得这些左派的认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这些左派们从迷梦中惊醒。这些左派感到很失落。但没过多久，他们发现，在东方，中国崛起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崛起了。于是，他们发现了汪晖。汪晖的著述说明，从近代西方的角度看，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东乃至于西方世界固然归于失败，但因此弥漫在西方左派之间的悲观幻灭是错误而且多余的。只要转换视角，就会看到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条道路，缔造了新的形势与价值系统。因此20世纪非但不以社会主义失败而告终，反而是“世纪的诞生”。

可以想见，这些西方学界的左派们在读到汪晖的著述时是何等的兴奋。这些西方左派对饱受压制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然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一看到你们追求的无非就是他们社会的那一套，马上就把脸掉到一边去了。

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中，荣剑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汪晖。荣剑不但从左右之争的角度批判了汪晖，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汪晖并不是真诚的左派。因为汪晖“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这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对汪晖的批判绝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文野之争。

再说社会主义。汪晖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社会主义本身的是非对错，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汪晖也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今日中国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和社会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过许多变化。今天西方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已经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说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但仍然保留了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反观今日中共，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社会主义的特点丢得一乾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志宁干脆说，中国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唯独中国不是。中国劳工的福利本来就很低，日前习近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还特地强调，就是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面对这样的中国，汪晖的著述和西方左翼学界某些人士的热捧，简直无异于一场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