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秦順天:1966至1967年,一場傳染病在全中國爆發,死亡至少16萬人, 令人震驚的,還不是死亡人數之多,而是這段歷史又被掩蓋了。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裡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裡,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裡,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裡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死去。疫情爆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大串連」時的「流腦」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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