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最为人们热议的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了，它把疫情期间警察的违规执法合法化了，甚至还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警察任性执法的权力。

有人说一边刺激经济，一边修法收紧社会管控，真是迷一样的行为。其实这不难理解，虽然近期政府一直刺激经济，鼓励民企投资，但那都是口号，口惠而实不至，救命的水都放给国企了。收紧社会管控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到达临界点，仅靠警察已有的权力，难以有效压制矛盾的爆发，可能还会随着舆论的发酵（巨量不满情绪需要发泄出口时，任何没注意到的小事都可能引发舆论海啸），这会在无形中提高维稳成本。

当然，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维稳成本必然会大增，怎样能在增加维稳成本的基础上，又让它增加的不那么快呢？一个是扩招没有编制的辅警，一个是扩大警察的执法权。这几年，各地财政收入都大幅下降，但警察队伍从未停止扩招。现在修法也来了。

无论这次草案能不能通过，收紧管控是大势所趋。收入没增加，维稳队伍还增加了，这就意味着其他方面的支出会被压缩。一般情况下，都是从社会科教文卫交通这些公共产品开始的。比如公园没人维护了，公交、地铁停运或缩短线路了，马路、公测的清洁也没人做了，老师的工资发不出来了等等。当然，各种治安事件、群体性事件也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冲击暴力机器，直到经济再次恢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