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明君梦”，并且不断把这个梦寄托在某个看起来不那么糟糕的人身上。
随着中共国民间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升温，不少人开始讨论“如果当初接一把手位子的不是习近平而是李克强，中国会怎样”。
答案是不会怎样。
王朝周期律不会因此而改，土地财政导致的债务天坑不会因此而消，李克强本人在8964后接受了的伤害链式维稳也仍会继续。

中共国的社会问题，源自伤害链的内生矛盾，这是比“坏皇帝”更本质、更深层的问题根源，不改变伤害链逻辑，不让产业链逻辑取代伤害链，换谁上台都改变不了大局。
一个人口超十亿规模的社会，想要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维持产业链式的稳定，生活在其中的你们想要从此拥有现代化的生活品质，能永享和平安定，需要的不是某个英明领袖的大手一挥。
别说李克强了，起邓小平等你能想得到的备选人物于地下，把手挥断了都没用。

民主转型的成功，是一个社会产业链维稳能力持续成长后的瓜熟蒂落。

一个政府，一个政权，能不能维持社会稳定，尤其是能不能长久维护生产活动的不受干扰，这是个能力问题，是社会治理能力问题。
就象一家企业，一座工厂，能不能长期经营下去，将事故率控制在低水平，保持合理赢利，是企业管理能力问题。

社会规模越大，民情条件越复杂，要保持稳定，所需的社会治理能力就越高。
不论你试图维持的是伤害链式的稳定还是产业链式的稳定，道理都一样。

只不过，在超大规模社会要维持伤害链式的稳定，你需要拥有的，是与社会规模相应的伤害输出能力，是足量的凶残蛮横，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庞大的维稳经费、维稳队伍。
而在超大规模社会你想维持产业链式的稳定，你需要拥有的，是与社会规模相应的公民素质、法治传统、受教育水平、社会生产力。就象规模更大的企业需要更强的企业管理能力那样，规模更大的社会需要的，是更成熟的产业链维稳能力，更强的社会治理能力。

中共国产业链成长的历史起点偏低，成长的速度偏慢，社会规模超大，各族各地民情复杂，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虽暂时被中共压制，却并未消弭。
因此，你想看到中共国民主转型成功，就需要促成中共国产业链维稳能力加速成长，成长到与社会规模相应的水平——超过美国的水平。
这是个难度太高的任务。

不论你尝试改良的道路，还是如一些网友期待的那样走革命、政变的道路，在夺得政权之后，新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中共国超大规模社会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超高需求之间的矛盾，都是个绕不开的难题。
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新政权就极易堕入重回伤害链逻辑的历史陷阱。
回归强人政治，重走专制老路。

脚踏实地的做法，只能是化整为零。
只有解体中共国，让各族各地的独立呼声被听见，让这个彼此掣肘的超大规模社会在中共中央政权崩溃时自然拆分为许多小国、小型社会，才能让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自然降低。
由此，也才能让社会维持产业链式的稳定的难度降低，降低到在那些产业链的维稳能力已经相对成熟的地区，民主转型水到渠成的地步。

例如在香港，2019反送中运动，本质上正是本土产业链的维稳力量与中共中央伤害链维稳力量的正面争持。
香港市民试图通过各种抗争手段维持的“50年不变”，正是香港人的生产活动、财富创造活动的不受干扰。
中共中央当时坚持的“送中”，则正是伤害链上层对生产者的伤害权、干扰权。
如果香港成功独立，香港人有没有能力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保持产业链式的稳定？
答案显而易见。

现代观念是，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人民却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
如果每个曾经的中共国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化生活水准，能生活在生产活动不受干扰的和平安宁环境中，而代价仅是作为大一统国家，作为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的存在消失，我想不出有哪个现代人会不愿意。
当我看到，解体中共国，是把超大规模社会的转型这个难度巨高的问题化整为零，把民主化的难度由突破天际降到贴近现实的可行方案，我就无法拒绝这个思路。

请仔细想想，如果你把产业链维稳能力的成长，和中共国的解体相结合，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一旦中共国解体，中华沦陷区由超大规模社会变成许多个发展水平不一的小型社会，每个小型社会在成长方面的进度，就都离“能自我治理”近了许多。
请把产业链维稳能力的成长，想象成一根“进度条”。
请打开地图，看看香港、上海这些产业链基础良好的地区，进度是不是已经接近100%，请看看沿海诸省的进度条是不是已经达到80%～90%。

如果你肯接受中共国解体这个前提，你会看到，至少有数亿人现在生活的地区，离民主转型的瓜熟蒂落已经只有一步，或数步之遥。
中国问题，指望明君是没有用的。
指望产业链维稳能力的成长，指望生产者的社会治理能力的成长，接受将国家化整为零的方案，满足于以较小的社会规模实现转型，才是脚踏实地的做法。

请为了人民，舍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