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 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 ，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 的绝 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 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 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 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 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 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 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 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 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 ，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 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王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