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平凹们的叹息中，无数村子已经消亡了。
不是消亡于城市的“吸血”，而是消亡于那些尝试过了比猪狗牛马稍微象人一点的生活之后，宁愿在他乡漂泊也不愿回到村子里务农的打工男女。
消亡于既然没有田地房屋的继承权，就只能毅然决然离乡远行，不再回头的育龄农村女性。
在经济繁荣的年景，她们还有余钱在漂泊的打工生涯中挤出时间生儿育女并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用打工赚到的钱给儿子在老家修新房、娶媳妇，试着延续老一辈的生存方式。在经济萧条之后，她们连“制造”留守儿童的经济能力也没有了。
现实早就让底层女性醒悟，在试图获取对生育者的经济支持时，靠男人和靠国家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在手头无钱，收入不稳时，不生育是唯一的选项。
据说毛泽东取得胜利的“成功密码”，是农村包围城市。
那么，在农村已经改变，村子已经消亡，农民已经变成农民工之后，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底层农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时代，中国曾是一块极其适宜伤害链生长的土壤。一个个皇朝覆灭，但在帝国的废墟上再次兴起的，仍是新的帝国。
因为那些村子，那些打造得象猪圈一样让董志民们如鱼得水的村子，永远能通过榨取两眼无神面黄肌瘦的女奴们的乳汁，哺育出新的帝国。
不论中共在宣传中如何美化传统农村，传统农村都曾是被民国和中共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视为贫穷、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的领域。
无农不稳，这样的贫穷、愚昧、落后，正是帝国之根基所在。
你需要先理解在最底层保持伤害链逻辑的主导性对帝国的重要性，才能理解，一切消除农村的贫穷、愚昧、落后属性的尝试，都会导致帝国根基的动摇，而四十年改开对中共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影响，对大多数农民工谋生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已经让回到改开前成了个需要克服巨大困难的，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你需要把亿万农民工再次变成农民，塞回到农村去，让他们再次变成改开前那种能忍受毫无希望的生活，还一窝一窝生小崽子的牲人。
是的，按小粉红们的坚定信仰，无所不能的中共一定能做到这件事。
可是，要把亿万农民工再次安置到农村，让他们重新学会忍受贫穷和饥饿，需要多少人手？
三年清零，让大家看到了中共对城市人口的绝对控制力。
但这控制效果的背后是各地方财政被清空的钱包，是各地基层被耗到枯竭的人力，也是全国底层因对病毒的恐惧保持配合，却因配合而不断失血的积蓄。
要实现这样的绝对控制不是没有成本没有代价的。
而要把农民工重新变成改开前那种农民，人力财力的耗费和需要坚持的时间长度，比借助人们对病毒的恐惧展开清零工作需要的耗费要多得多。
想再次打造一个以贫穷、愚昧、落后的底层人口为主体的中国，中共需要先熬死经历过改开的这一代人。
而且是用已经尝过改开甜头的各级官僚，在财政枯竭裁员欠薪的情况下，用保持着绝对忠诚的官吏们去冲锋陷阵，在这段时间里镇压住亿万农民工里所有的刺儿头们不择手段的反抗。
——随便看一眼现在的农民工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官吏们是什么样子，你就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人口根基动摇之后，帝国不但必然崩溃，在帝国的废墟上，也必然不可能再次涌现出一个新帝国。
可能涌现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帝国内部的组织性削弱，是贪官污吏为了自保，对各种政经资源的截流、屯积，是中共中央在慌了手脚之下，对各级地方官员的胡乱放权和胡乱追责。
然后，就是醒觉到危机的地方势力的蜂拥出逃，是资源流失和人才流失，是精华流失后各地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渣化”。
接下来，在糜烂的局势中，一部分无法离开的人，也就是社会精英流失后在残渣里属于“矮子里的将军”的人，会想方设法组织起势力来自保，会用黑社会手段恢复地区秩序，以应对在经济萧条风潮下，大量失业者转变成偷窃者和劫掠者的治安乱象。
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出生率当然会在这样的时期断崖式下跌。
而中央会把最后的资源用于镇压不断尝试吹响号角重建秩序的异议者，用于消灭敢公开站出来为民鼓与呼的孤勇者。
但这没有用。
科技的进步令新时代的灾民更容易变成流民。哪里谣传说要招工建厂了，失业大军就会闻风而动冲向哪里。随着一次次扑空，许多人会没有回程的路费，甚至没有下一餐的饭钱。饥饿会逼着他们利用人数的优势就地抢掠，流民转化为暴民就象柴堆转变成火堆。
这个曾经用遍了高科技维稳手段的帝国会发现自己仍然要面对曾令无数古老帝国消亡的老问题。
就是底层经济的崩溃和由此而来的既有秩序崩溃，就是无法恢复旧秩序的政权被任何一种能维持秩序的组织取代。
有需求就会有供应。
当社会呼唤秩序的供应商，供应商就会涌现，对不挑食的群众来说，以黑社会的姿态，以道会门的姿态，以宗族的姿态，以曾经的中小企业主的姿态出现，并无分别。
但对在帝国的废墟上涌现的新国家来说，这有很大的分别。是新兴国家会选择成为神权国家还是世俗国家、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采用世袭制还是选举制的决定性因素。
在旧帝国烂透之后，在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后，这片土地将迎来新生。
但这会是怎样的新生，需要每个人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