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3年8月刊发《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该文援引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的王锡富的回忆：“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 、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者陈永发曾于1990年发表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该文指出，当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甚至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朱德、贺龙和王震等等军头都是鸦片贩子。当年中央靠卖鸦片获得经济支援，成了延安半公开的秘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是死于烧制鸦片过程。

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蔡晓鹏《往事辉煌——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创新发展战时经济的历史回顾》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根据地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而新四军七师皖江根据地，主要靠拓展“特种贸易”（即贩卖鸦片），以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

---精神鸦片、体育产业和贩卖鸦片
作者: 方德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