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 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都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