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一浪花：
“反击右倾翻案风”风波中的上海凤凰自行车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 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 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先念副总理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

“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当时的四人帮喽啰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工人出身，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说是上面说的，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马振龙也是四人帮在上海喽啰，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试用，试吃”，而王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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