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我做了记者，采访了一位流亡在德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当我问到「你是否担心俄罗斯的跨国镇压」时，他非常为难，对我说「一般我不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深呼吸几下后，他缓慢而镇定地（langsam aber stetig）告诉我「纳瓦尔尼遇害以后，流亡在西欧的俄罗斯知识人普遍人人自危。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必然会有人遭遇不测，越是出名的人越是会成为目标。」当天，一位投诚到乌克兰的俄罗斯飞行员在西班牙遇刺。
听完他的回答，我对他说：「来自中国的流亡者在面对跨国镇压时也感到非常……」我有整整一分钟无法找到我要的形容词，但我镇定后找到了这个形容词：stressed（压力很大）。
一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对他告别。他叫住我，补充了一句：「我们都希望中国能够更加民主。假如这是可能的，对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都会有好处。」我答：「我们会努力的，但我们的处境比你们还要难。我们甚至没有属于我们的纳瓦尔尼。」
离别的一刻，我突然感到极为放松。这种放松的感觉，是我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圈子里都从未体验过的。那一刻，我们作为两个一无所有的流亡者彼此看见了。拖着一个行李箱离开祖国，飞机降落，便在异国展开完全不可测的命运，我们都是这样的人。然而，所有中国人的圈子都让我倍感压力。我甚至紧张到出门在外听到有人在说汉语就精神绷起来了。
那一刻，我想起2020年我在印度旅行时，疫情已经爆发了。在Pondicherry的青旅「蓝莲花」里，一位在班加罗尔工作的印度程序员小哥问我：「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民主化？」当时的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而踏上流亡之路的。
去年10月，流亡巴黎的柬埔寨反对派领袖沈良西（Sam Rainsy）对我说：中国就像一只章鱼（Octopus），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将自己的模式输出到各个国家。我没能对他说，我们的处境比你们更加糟糕，至少你们的人民可以使用Google，至少你们还有一位流亡在欧洲的反对派领袖。但这一个意象——Octopus——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它把触角伸向全世界，正在腐蚀、破坏整个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我的国家。
中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它有着全世界最多的金钱、资源，豢养着庞大的维稳团队，而整个白纸运动残余的活动人士，至多二三十人。其中露脸、实名的，更是寥寥无几。而中国的人口高达十几亿。
我们就像一群渺小的蚂蚁，面对这巨大的专政机器。没有钱、没有人、一无所有、孤立无援。
我们感到恐惧，但是我们不会退缩，因为我知道公义在我们这一边，真理在我们这一边。那么，即使以一人之力与一亿人对峙，也毫无退缩之心。
《庄子》中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我想用这句话与同道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