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北京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 ,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金凤: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