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简称：俊）：中央文革办事组出事后，好多人被抓起来，上面派李讷当组长。李讷说过，有重要的一定要先送给江青。这是她给定的规矩，而且要求保密、封存，谁也不要说，只能跟她说。

问：她说的重要电话指什么
俊：大部分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说“主席的儿子”认亲来了 ，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呢，接见不接见？好几起这事呢！对这类事我们只能记录，再密封起来，让李讷看。
阎长贵：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信件，报告江青，她说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俊：我觉得矫玉山几个人被抓走跟看江青上世纪 30 年代的照片有关系。 1967 年 7 、 8 月的一天，香港画报社寄给中央文革一包画报，矫玉山几个人打开一看，都是江青 30 年代当明星时候的照片，有穿旗袍的，还有跟唐纳的照片、画报，我到现场时已是尾声了。他们意识到这是“防扩散材料”，又包上了。其实这事不说也就过去了，可是矫玉山向戚本禹报告了，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向姚文元报告吧（他是回避这件事）。报告姚文元后，他说：你们把来龙去脉写一下，怎么回事，当时有谁看了，你们都写上。矫玉山写完之后，姚文元就把报告送给江青了。矫玉山后来被抓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她的厉害——连宋庆龄看电影也受到她的限制。有一天，宋庆龄办公室秘书来电话，我接的，说首长想看一些电影。宋庆龄秘书还列了一个电影名字的单子。我们把电话记录给江青，江青不让她看那么多，说给几部就行了。

俊：当时，我觉得是利用学生，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要不怎么发动起来啊？还是利用学生的激情、无知或者幼稚吧！当时中央文革经常接见学生五大领袖：清华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地质的王大宾、北师大的谭厚兰及中学的李冬民等。
给我感觉中央文革一直是利用学生和广大群众，达到他们的目的，当时好多老干部被打倒都是学生先造舆论，学生造舆论也都是中央文革想这么做的事情，利用了他们。

问：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老人家的事。比如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那是他老人家要打倒的呀！他们只不过是个执行机构。
俊：对，是执行机构。老人家利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了学生，就这么个利用关系。

问：您感觉这种利用有多少是所谓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有多少是出于所谓“革命理想”，比如我打倒他不是只为打倒他，而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要反修防修呀？
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序绝对是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

王广宇：在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亲自跟刘少奇说，谁要打倒你呀，我才不打倒你哪！－－当时咱们俩（指和阎长贵－－整理者注）不都在场听见的嘛。后来，实际情况证明并不是这样。

俊：他们之间都相互利用。举个例子，你说林彪，为什么林彪的位子那么高，第二把手？因为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嘛！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里的威信很高。我那会儿在部队里，一说林副主席，不得了！部队传达文件都说林总的指示，他发布命令绝对能一呼百应的。主席看到了这些，必须得利用林彪，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也是被利用的。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是能写点文章（主席说“我给你那么多官你都丢了”）。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主席是看到了干部脱离群众，看到了官僚主义等等，而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问：你刚才说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要“深入虎穴”等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从来还没看到过。
俊：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可以保证中央档案馆能查到，因为主席的批件都有塑料包着的。这个，我的感觉好像是 1968 年的事。那意思是批评她不太谨慎，有时候说话办事不严谨，得改一下这毛病，才能把事办好，所以“你要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