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多数有“光荣革命”性质，但是其变革与俄国十月革命很不相同的地方是：在“苏东剧变”以前，一般社会观念和精英共识发生了新变化，就好像在革命以前就呈现出新人格。俄国十月革命则趁乱上台，并通过内战和大清洗结束内乱，社会观念没有任何变化，而新政权为了改造社会观念，强行塑造严重违背人性的新人格，结果呢反而造成这种社会改造以惨痛教训收场。

这种对比似乎是在暗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如果新观念、新社会共识和新人格在社会变革以前就出现，那么在出现“光荣革命”这种和平演变的情况下，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比较高——但这并不代表国家不会在民主转型中失败，比如俄国、白俄和部分高加索国家跟中亚国家就显然在民主转型上惨败。

相反，如果在社会变革前，並沒有发生观念、共识和人格上的革新，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旦发生暴力革命，新政权很可能跟旧政权在独裁专制上没有本质区别。历史上绝大多数反专制的暴力革命最终都导致专制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这并不是说新观念、新社会共识和新人格在社会变革之前出现就一定会有“光荣革命”。

在民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新情况，也类似观念、共识和人格革新（这种革新表面上是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其实西化倾向在清末就开始了）。但是民国社会的全面革新就被极端主义绑架，再次把国家推向暴力革命，直到民国时代短暂出现的全面革新全部被再次推翻。

新上台的共产主义政权全面模仿苏联式社会改造，用违反人性的改造促使社会全面激进化。这时候改造出来的新观念、新共识和新人格与民国时代大相径庭，可以说是把民国时代革新全盘抹杀。

假如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能延续和深化民国的革新传统，社会走向变本加厉的专制独裁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新政权全盘照抄苏联的反人类模式，其结果自然也是把支持独裁和极权的社会观念、社会共识和集体人格全盘移植过来，对中国人进行改造。

经过共产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国人，行为模式既像苏联人，又不完全像苏联人，而是也像帝国时代的旧中国人，因为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改造结果，其实很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徒改造俄国人的结果：用反专制、反独裁的革命来重新换取国民对新专制和新独裁的全面认同。当然，不认同也不行，不认同就对你进行物理消杀。

经过共产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国人，行为模式和观念倾向很不像民国人，也不完全像苏联人，但是很像苏联人和蒙昧未开化时期的清国人（尤其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所代表的农民群体）杂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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