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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面对疫情采用什么防治模式,表面上是政府选择的,实际上是民众主流民意的共同选择。当我们选择“总量最大“的模式时,就必然承受某些局部作出牺牲的痛苦,就一定会有特定个体、特定情形为封城承担代价。相比全局的成功,这种代价也许看起来很小,但是他的本质是这部分被牺牲的人补贴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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