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恩来
赵越胜：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 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
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高文谦先生总说周“相忍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指出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
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老奸巨猾”。
高文谦先生曾接触过周亲自经办的一些专案材料，他说“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其实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政党内会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
我们知道，周对毛是怕得要死的，一辈子总在检讨。对毛的任何一点暗示都诚惶诚恐。对毛小心翼翼，唯恐伺候不周，竟然能够跪在地上给毛讲解接见红卫兵的行车路线。堂堂一国总理，给毛写信，还要请毛身边的女人张玉凤在毛精神好时念给毛听，口气之卑微几近下贱，让人不忍卒读。中共内部上下级的关系不如皇上与朝臣的关系。
文革中周是紧跟毛的，但毛从没有真正信任过他。他时不时要拿出三十年代周曾反对过他这件事来恫吓，让周不停检讨，又把所谓“伍豪事件”吊在那儿，引而不发，让周头上时刻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歹毒的是在周查出早期膀胱癌之后，竟然以四不准来禁止周治疗。在周病情恶化时，以评法批儒，评水浒来给周施加他无法承受的政治压力。目的只有一个，让周死在他前头，以免周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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