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糊的法令来制造恐怖的统治方法，在中国古代就经常被利用。比如《左传昭公六年》里面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郑国的改革名臣子产为郑国制定了一部刑法，并把这部法律铸造在铜鼎之上，公告天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刑法，叫做《刑书》。当时在北方的晋国有个贵族叫做叔向，他就给写给子产的一封信，痛骂指责子产不该立法。为什么呢？因为叔向认为啊，“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
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民众知道做了那些事才会被处罚，那么他们就有了准绳，就不会惧怕统治者了，并且可能生出二心。
唐代孔子的后代孔颖达所在为这段话做注解的时候，是这么解释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就是说啊，法律这个东西，最高的境界是心理威慑，是为了达到寒蝉效应令民众恐惧顺服，所以不能说的太清楚。底层的民众如果不能把握刑罚的标准，就会觉得统治者的权威深不可测，自然而然就会畏惧和顺服。
法律制定者其实未必不知道口袋罪的荒谬，他其实比我们更清楚，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就是要找个借口扩张打手的权利，保证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人开启道德审判甚至实施国家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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