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很多民运人士,仍然把改变中共国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运动”上。
但时代不同了。
在我看来,民主与专制,是产业链逻辑与伤害链逻辑在政治制度层面的表现,是繁荣预期与匮乏预期在群体心理中的映现,是社会在经济领域,选择了不同的财富创造和资源分配方案的结果。
任何一个社会成功完成民主转型,完成政治制度的转变和长期维持,都需要以产业链逻辑在思想意识形态中逐渐占到上风、繁荣预期在群体心理层面逐渐占到上风为前提。
在哪个群体里占到上风?
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最大的群体。
而不是人数最多的群体。
因为从专制到民主,从匮乏模式到繁荣模式,从伤害链逻辑到产业链逻辑,社会真正完成的,是建设。
是建设而不是破坏。
当社会主体,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具备了建设新制度的能力,也产生了建设新制度的强烈动机,对已经不符合他们利益,已经无法保障他们建设成果的旧制度感到了强烈不满,对旧制度的反对声音就会以各种形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冒出来。
群众运动仅仅是这多种形式中的一种。
虽然是来自中共国的民运人士最熟悉也最信任的一种。
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其认知的结果,遵循自己的内在逻辑而生。希望在中共国内部再次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推翻中共统治的人,会把“启蒙”想象成对群众运动的主体也就是多数底层的政治宣传。
也就会因底层的拒绝而悲伤,会因底层难以被动员,常常被中共一丁点小恩小惠收买而绝望。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从新制度的建设是旧制度被扬弃的前提去思考,“启蒙”的目标人群,就不再是广大底层。
而是负责财富生产的阶层中,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手中已经掌握的资源最丰厚的人群。
“启蒙”的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抨击旧制度弊端,而是陈说新制度对这批人的利益所在。
产业链在市场竞争的督促下,有不断升级的冲动。
当一个原本遵循伤害链逻辑的传统社会,其底层生产者受到了产业链逻辑的渗透,底层原本的对阶层跃升的渴望,就会与产业链提供的升级之路结合起来。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和“学好数理化,卖给资本家”之间的区别,是大多数学生家长难以分辨的。一些能清醒意识到自己家里缺乏人脉关系,没法让孩子在官场上轻松升级的家长,反倒会因为知道孩子“没有好爸爸”,而只能走“学好数理化”之路,督促孩子放弃文科。
四十年改开,让中共国社会积累了大量选择“学好数理化”的人力资源。
我曾经写过匮乏社会能提供工作机会,和繁荣社会能提供的工作机会的差别。
在那篇推文中,我把匮乏社会提供的工作机会称为“特权分润岗”,把繁荣社会提供的工作机会称为“财富创造岗”。
二者,一个是分蛋糕的,一个是做蛋糕的。
它们对应的,正是遵循伤害链逻辑寻求阶层跃升的底层学子所选择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路,和遵循产业链逻辑寻求上升的底层学子选择的“学好数理化,卖给资本家”之路。
让我们再剖析得细致一点。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学子,所学的“文”,是帮助统治者宣传洗脑,麻痹底层,是辅助型的伤害力;所学的“武”,是暴力,是帮助统治者镇压底层的伤害力主流。
为什么古代的君王都要“劝学”?
因为古代这种向底层敞开的上升通道,是直指特权分润岗,也直指将学子塑造成只能为统治者所用的工具,从而令学子在学成之时就与伤害链逻辑完成利益绑定的。即使伤害链根本没有足量的资源让所有学子分润到特权,只要走上这条路,接受了伤害链逻辑的塑造,来自底层的才智之士就没有了别的选择。
想做别的选择,就得先背叛自己的利益,推翻自己从求学以来遵循的全部逻辑,粉碎自己已经形成的世界观。
因此,即使一名古代学子没能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官员,分润到特权,他往往也会自发投入在民间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工作,成为帮助伤害链维稳的“志愿者”。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选择“学好数理化,卖给资本家”的学子身上。
选择了产业链的升级之路,一名学子的利益从此就与产业链逻辑绑定了。他越是通过苦读苦学,获得了较高的技术能力,他就越需要那种对高端技术有需求、对高技术人才有需求的“买家”。
如果社会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不足,大学生就会失业,选择产业链升级之路的底层学子就会对未来失去信心。
但“买家”从哪里来?
从产业链逻辑来。从繁荣预期来。从因民权有保障而能在社会财富分配序列中取得较多份额的消费者的口袋里来。
从社会对财富创造能力的追捧中来。
四十年改开,让中共国社会积累了大量选择“学好数理化”的人力资源。也就让大量选择这条道路的底层学子,与产业链完成了利益绑定。
即使他们自己还没有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
我曾在前几天的推文中指出,包含技术官僚、民企老板等人群在内的改开受益者,虽然常以与中共高层的关系为傲,以中共的“自己人”自居,实际上却是伤害链眼中的“异端”。
因为他们早已与产业链逻辑进行了利益绑定。
他们是伤害链清洗的对象。
除非他们开始建设属于自己的国家。
我不对底层群众启蒙。
我也不需要说服谁追随我。
我只是要提醒那些正在面临清洗的人,用自己的脑子想想,你唯一的活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