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全面控制的单位制：

中共建政后，为加强国家政权建设，我国在城市基层逐步建立了单位管理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单位制奠定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控制型社会秩序，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经济社会资源，并通过单位进行资源分配，个人依赖单位获取资源。

除了政府统一调拨、统一分配外，各单位之间缺少横向联系，要素和资源很难横向流动，单位无法通过非政府渠道获取资源[1]。单位制度给城市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社会性资源，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居民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形成一种封闭的社会生活空间。

单位制社会管理秩序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推进公私合营，逐步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推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安德鲁·瓦尔德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国家的再分配功能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

2）单位依赖于国家获取资源。单位被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之中，其性质、功能、地位、活动和管理权限均由国家直接决定和规范，其领导由上级单位任命，所需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

3）国家通过单位全面控制个人。在单位制度下，所有正式组织，不论行政的、经济的、事业的或政治的，都由党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单位不仅肩负专业化管理和事业发展任务，还具有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功能。单位内职工的计划生育、思想状况、住房生活、就业安排、违法犯罪等都要纳入考核范围。

单位制度的形成，与新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状况具有直接关联性。自晚清以来，中国陷入了传统政治体制解体、传统社会秩序解组的“总体性危机”之中。

中共建政后，为克服社会散漫和无组织状态，新政权提出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单位制就是顺应这一要求，将全国大多数人口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不仅保障了各项事业发展，还在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依托高度行政化的单位组织，执政党和政府的各项决议可迅速传达到基层组织，各项工作部署也可迅速转化为基层单位的实际行动。
单位制提升了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程度，也瓦解了社会自组织体系，并塑造了个人的依赖型人格。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各种私人组织被改造为公共部门，成为国家机构的下属单位，这样，过去的“国家—私人组织—民众”三层结构改变为“国家—民众”二层结构。

在单位制度下，所有单位都有行政级别，并依赖于国家获取资源，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缺少自我组织体系。单位制严格限制单位之间的横向资源流动，造成单位高度依赖于国家、社会成员高度依赖于所在单位。

在此制度下，单位是职工收入和生活福利的唯一来源，个人不仅工资收入来自单位，其住房、医疗、子女入学、副食品补贴、退休金等也都依赖于所在单位。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将社会成员的活动局限于封闭的单位空间之中，从而塑造了依赖型人格。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市所有制结构出现变化，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不断扩大，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随着国有单位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单位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渐式微。随着单位不断地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其对个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呈弱化趋势。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单位制逐渐失去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开始让位于其他社会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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