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回顾统购统销时说: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
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
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
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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