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回顾统购统销时说：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

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

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

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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