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同一个人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文明程度，让我想到历史里的一个小细节。

修订<南京条约> 的满清重臣耆英（签约时是两江总督），后任两广总督。南京条约就是他签订的。

后来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围绕入城。按照英文协议，洋人可以住在五口通商口岸的城镇里。满清协议是签了，却不同意洋人住在城里。

满清先是说中文协议里只允许港口，不是入城。但南京条约即使中文文本也允许领事入城居住。于是清政府附加以“民情”为由拒不执行条约这一条，意思是不是我不让是人民不让。实际上满清搬出民情这种理由，纯粹是糊弄洋人，当年在江阴为剃汉族人头发而屠城也没有考虑民情嘛。

早在 1844 年，英法两国就要求清政府遵守南京条约，让洋人可以入城广州居住。入城这个事情在其他通商口岸都执行了，只就在广州这里卡住了。作为两广总督， 又是南京条约签约人，和洋人商量入城广州这个烫手山芋就自然落到耆英头上。

耆英可算天朝上国满大人的典型代表。这个人到香港会见各路英国人的时候，还知道“体察夷情”。外国公使送个洋酒，他就回赠鼻烟壶，认为他自己对洋人“薄来厚往”，同时尽管觉得西洋尊重妇女属于“愚蒙”，也觉得当面做做样子很重要。

然而就这样一个和夷人过从甚密，甚至某次要认英国公使的儿子为干儿子的满大人，在上奏道光的折子里，却认定夷人属于“化外之人”，其领导人的称号（女皇，大统领等）属於“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他的人格和认知在英语和汉语语境里截然对立。

自然，在他治下，洋人没能进入广州城。他一度许诺两年之后可以进城，洋人真的守信等了两年，结果下任两广总督又踢皮球。踢了三次皮球后，洋人也就明白了，满大人说话如制造臭空气，根本连标点符号都不要信。

耆英还利用满文和汉语的语言环境差异处理过一个外交难题。当时，美国总统公使顾盛带来总统国书，耆英为避免公使进京不下跪的尴尬，直接在广州草拟了一份道光皇帝回复。耆英也知道，天朝上国的皇帝希望给美国总统一封“诏书”（即将美国在中文话语体系里当成中国属国），但回复到了美国人那里，语气如果不平等，也无法打发美国使团。

于是，耆英想了一个神奇的方法：用满文写诏书。满族人的满文没有“朕”的四种写法这种汉语里深奥的语义，叙事直白平等，不带上对下的口气。于是，借助于满文，耆英草拟了一份回复， 然后把直白的满文翻译成汉语交给美国人。这一场操作，既合理回复了美国，又留给了皇帝自动补全华丽空洞之汉文翻译的想象空间。

满族人或许从来也没想到，汉语里的各种政治文化词汇，毒害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皇帝失去了好好说话的清晰思维。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只用满文的话，或许沟通还会更有效。毕竟最初夷人就和自己一样，都是天朝上国话语体系之外的另一个国家。

耆英这样的人注定不得善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在总督府获取了许多资料，其中就有耆英当年的奏折。洋人这时候才知道，此人人前人后变色龙，完全不可信。天津条约签约前，英法公使认为清廷派出的代表级别太低（从而不能守信），要求派高级别代表和谈。清廷就派出耆英。没想在天津，耆英被英国公使拒见，认为此人一贯欺骗，非常讨厌他。最终, 耆英被咸丰皇帝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