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同一个人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文明程度,让我想到历史里的一个小细节。
修订<南京条约> 的满清重臣耆英(签约时是两江总督),后任两广总督。南京条约就是他签订的。
后来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围绕入城。按照英文协议,洋人可以住在五口通商口岸的城镇里。满清协议是签了,却不同意洋人住在城里。
满清先是说中文协议里只允许港口,不是入城。但南京条约即使中文文本也允许领事入城居住。于是清政府附加以“民情”为由拒不执行条约这一条,意思是不是我不让是人民不让。实际上满清搬出民情这种理由,纯粹是糊弄洋人,当年在江阴为剃汉族人头发而屠城也没有考虑民情嘛。
早在 1844 年,英法两国就要求清政府遵守南京条约,让洋人可以入城广州居住。入城这个事情在其他通商口岸都执行了,只就在广州这里卡住了。作为两广总督, 又是南京条约签约人,和洋人商量入城广州这个烫手山芋就自然落到耆英头上。
耆英可算天朝上国满大人的典型代表。这个人到香港会见各路英国人的时候,还知道“体察夷情”。外国公使送个洋酒,他就回赠鼻烟壶,认为他自己对洋人“薄来厚往”,同时尽管觉得西洋尊重妇女属于“愚蒙”,也觉得当面做做样子很重要。
然而就这样一个和夷人过从甚密,甚至某次要认英国公使的儿子为干儿子的满大人,在上奏道光的折子里,却认定夷人属于“化外之人”,其领导人的称号(女皇,大统领等)属於“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他的人格和认知在英语和汉语语境里截然对立。
自然,在他治下,洋人没能进入广州城。他一度许诺两年之后可以进城,洋人真的守信等了两年,结果下任两广总督又踢皮球。踢了三次皮球后,洋人也就明白了,满大人说话如制造臭空气,根本连标点符号都不要信。
耆英还利用满文和汉语的语言环境差异处理过一个外交难题。当时,美国总统公使顾盛带来总统国书,耆英为避免公使进京不下跪的尴尬,直接在广州草拟了一份道光皇帝回复。耆英也知道,天朝上国的皇帝希望给美国总统一封“诏书”(即将美国在中文话语体系里当成中国属国),但回复到了美国人那里,语气如果不平等,也无法打发美国使团。
于是,耆英想了一个神奇的方法:用满文写诏书。满族人的满文没有“朕”的四种写法这种汉语里深奥的语义,叙事直白平等,不带上对下的口气。于是,借助于满文,耆英草拟了一份回复, 然后把直白的满文翻译成汉语交给美国人。这一场操作,既合理回复了美国,又留给了皇帝自动补全华丽空洞之汉文翻译的想象空间。
满族人或许从来也没想到,汉语里的各种政治文化词汇,毒害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皇帝失去了好好说话的清晰思维。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只用满文的话,或许沟通还会更有效。毕竟最初夷人就和自己一样,都是天朝上国话语体系之外的另一个国家。
耆英这样的人注定不得善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在总督府获取了许多资料,其中就有耆英当年的奏折。洋人这时候才知道,此人人前人后变色龙,完全不可信。天津条约签约前,英法公使认为清廷派出的代表级别太低(从而不能守信),要求派高级别代表和谈。清廷就派出耆英。没想在天津,耆英被英国公使拒见,认为此人一贯欺骗,非常讨厌他。最终, 耆英被咸丰皇帝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