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
吴德：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 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 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３００万。 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３００多万，不到４００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 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 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 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 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 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 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 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 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
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
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吴德 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