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民：我记忆中的李克强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令人不胜惋惜！李克强和我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后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的，他在法律系，我在经济系。我和他一起在学生团体里共事，我们也一起组织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思想敏捷、刻苦用功。
以下是我在自传里有关李克强的片段摘录，非常零星，没有什么逻辑，只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而已。
北大官方组织学生团体有学生会和共青团。我熟悉的两个学生干部，一个是张炜，是我们经济系的同学；另一个是李克强。张炜和李克强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但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见下文）。
北大学生会底下有个美术组。我从小爱好绘画，在文革中师从名家学习美术，1975年被选拔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美术兵。看到北大有美术组我很高兴，于是就报名参加。报名时每人当场画一张画，我记得是画了一个同学的头像写生，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就推选我为美术组组长，组织美术爱好者活动，负责为学生会和团委绘画和制作宣传品。当时跳舞会非常盛行，北大办舞会就由我来画海报。舞会还卖票，挺赚钱。每次跳舞会结束，我就分到一把钞票。
我们这些学生在团委、学生会里都是兼职。专职的学生干部叫黑良杰。我们都叫他老黑。他在楼里有一间办公室兼卧室，当时能有一间自己住的房间，那是很奢侈的。老黑经常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折腾。我和克强就经常在老黑的房间里侃山（聊天）。克强对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主义非常喜欢，经常给我讲洛克。我因为学美术养成的习惯，聊天时就是观察对方的形象，总是想如何用画笔表现对方。李克强的形象非常好，五官匀称、线条分明。我当时觉得他的脸色偏综色，不是很健康的颜色。当然，我们这代人营养都是不良的。
有一天我去找李克强玩儿，见到他床上有一台收录机。我很惊讶。克强从安徽来，家境一般，不可能买这样贵的东西。克强笑笑说，“借的”。我看他聼的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又很惊奇，说你怎麽会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他说“是啊，原来根本没有听过。但一听就入迷了，觉得简直就是为我写的！”
我还参加了一个跨系的学习小组。组员有和我同系的张炜、法律系的李克强、物理系的王康懋、技术物理系（核物理系）的王军涛、和数学系的周青。我们在一起经常讨论国家大事，纵横天下，同时也讨论交流学问。张炜和我爱讲经济问题。李克强爱讲西方的法制传统。王康懋是我们里面岁数最大的，阅历丰富，新主意最多的，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建立一个物理学的“大系统“理论。他胆子大，敢想敢干，当时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正在中国访问，康懋就打电话到丁肇中下榻的北京饭店找他约见。王军涛曾在1976年4月5日的纪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中被捕。是“四.五”英雄。周青是数学天才。记得我微积分课耽误了几节课，我就请周青给我补课。我问他如何解题，他可能觉得解题太简单了，就没给我讲，而是跟我证明跟这个题有关的基本原理，但这对我如同天书，根本听不懂，后来我也不找他给我讲数学了。
北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命感特强。但当年有无使命感和后来是否能当官相关系数不大。而坚持理念则更难从政。如今看我们当年的学习小组中的六个同学，张炜毕业后从政十分成功，在天津市政府任要职，但在1989年因反对中共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出走，后来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在剑桥大学任教，又在香港一间大公司任总裁，但他至今不能去中国探亲；王军涛成为民间意见领袖之一，主办《经济学周报》，被中共监禁后流放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在是民主运动领袖，中共也不让他进中国。王康懋出国学了商学，在中国投资赚了钱，还成为著名商学和金融教授，可惜英年早逝。周青后来在中国成为教授。当然，李克强任中国总理十年。总之，这六个当年一起玩儿、侃大山的同学，多年后，有中共领导人，有中共囚犯。无论干什么，都非常出色。
我们1981年底毕业，我1982年赴美留学，还和克强通信。1985年初我回中国探亲，找他玩儿。克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团中央的大楼和我们家住的楼挨着，在前门东边。一见面，他就说：“你爸真厉害，大闹中宣部。”
当时北京思想界流传着我父亲李洪林对抗邓力群的故事。 叫做 “李洪林大闹中宣部”。父亲是1979年由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的。后来保守派邓力群任部长时开始整肃我父亲。父亲对我说：“哪里是我大闹，是他们欺人太甚，把我逼上梁山的。”
李克强和我从前门边聊边走，走到崇文门的烤鸭店。我从美国回来，兜里有点钱，我俩直奔烤鸭店，门口有一个老师傅把门拉开，一口京腔：
“20块一个人，吃不吃？“
“吃！“我答道。
当时大学毕业的月工资大概五、六十块。我们大吃大侃。几天后克强还带了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到我们家玩儿。坐在我那间七、八平米的小房间里。那个同学会日文，好像是留日的。李克强好像当时负责“中日友好之船“，所以还跟那个同学来两句日文。我知道克强英文很好，但还不知道他还能说日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