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 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苍,是农工党中央党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储望华:沉重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