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供养了多少人？来自不同部门的说法也不同，有1/18（约7000万），1/26（约5000万），1/28（约4799万）和1/37（约3500万）等多种答案。2009年有个统计显示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逼近英国人口规模，并且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说：“中国官民比例早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几十年来中国进行了数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强力的反弹。

长期以来，官民供养比例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官方宣称公务员队伍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财政供养7000多万人，其原因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党政军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军队、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人数庞大的离退休人员。

赋税官吏暴增是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和天潢贵胄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暴增，其结果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人民的反抗，重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喜剧。

历史上“官满为患”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为一大包袱。到司马光时代，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人的文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个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过程，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的人数比开国之初增加了10倍。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韩忠彦曾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不过三四十年，官数竟然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

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官员太多，除了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向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疯狂寻租自肥。

政府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冗员。那些新增的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已。

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历代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统计，在元朝80年统治期间，罢冗官的举措多有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冗员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经放出狠话：“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这样的威胁显得无奈又无力。明朝的皇帝也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政治运动，同样毫无收获。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而裁汰冗官则要砸掉官员的饭碗，遇到官员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事。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显然，靠官僚机构自身，是无法克服官满为患这个政治癌症的。既然皇权政治下无法自我消肿，那么，最终只有皇朝垮台，开始新的轮回，才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当下中国，在强权高压下貌似风平浪靜，实际正在酝酿更大的灾难。这场灾难不仅来自权力高度集中，官僚体系整体腐败，还有垄断、权力世袭和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社会问题，阶层固化让数以亿计的年轻一代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而一把无形的大筛子，正在进行着一场逆淘汰，把一个个说假话昧良心的人送进官僚体系之中，而把干实事有良知的人排斥在外。所谓新时代走到这一步，还能维持多久是一个不难预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