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说道县大屠杀是体制化、有组织的集体屠杀，主要有以下理由。
1、按照行政区域从上到下层层组织杀人
道县杀人首先不是甚么基于群众对“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五类分子”则加上右派。道县是农村，基本没有右派，因此杀的主要是四类分子）的深仇大恨而自发出现的现象，而所 谓“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云云纯粹是编造的谣言。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自土改以来实际上一直受到残酷镇压，如惊弓之鸟。正如作者所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
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道县文革大屠杀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越是各级领导部署严密、动员得力、组织精细的区县，杀人就越多、越残忍。比如杀人最多的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 ……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
道县大屠杀的体制性和组织化特点还体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凡是组织不严密、领导盯得不紧的地方，杀人现象就较少发生，杀人数量也少得多。本书介绍，（67年）8月 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 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受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迎头赶上”，一次性杀 23人。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