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自述二:二起二落,忧谗畏讥。我人生的低谷,从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过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在支撑着: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国家确实多灾多难,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做一点什么,让它好起来。从个人来说,自强不息,不能成为弱者。我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于怯儒者存在”。无论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让人耻笑,即使因为划右派、断腿受歧视,在业务上人家总还是认可的,认为我有学问、有能力。
我从小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写些旧体诗,其中有“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样的句子,现在看当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时候,我自认为还是有能力,但是一点都用不上,我就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闷的时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车底下的那一幕,我这条命就是捡来的,赚了!连这事都经过了,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各种磨难都经过了之后,就不感觉痛苦了。
我自己认为对待这件事还是乐观的。装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样。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终究过去还是正规科班出身,又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兴。
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1983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子,我当了副院长。
1984年,学校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真正写进了宪法。
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混碗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
这样写了,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
这几点是我坚持的。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
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已做得不对。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
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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