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 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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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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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景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