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8日，很久以来想做的一件事终于达成 — 我和丁惠民先生第一次通了电话。感谢当年的知青朋友WSD的帮助。

丁惠民是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出生于1953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66年，他读上海历园小学6年级。因为1966年6月以后全国学校停课，他无学可上，这也是他的最高学历。（即使二次世界大战，学校教育也在继续着）。1970年，和他的同代人一样，作为小学六年级还没有毕业的孩子去了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曾经一度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十营”，后又改回原名）。云南景洪离上海有四千多公里的距离。

1978年，他带领西双版纳数万云南知青采取行动，公开“我们要回家”的诉求。

他起草请愿书，几百名知青签名按手印，三次发信给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没有回信；他们举行罢工，要求回家，没有结果；最后，28名知青代表从西双版纳出发，在昆明-北京的火车不准他们乘坐的情况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车，终于辗转到达天寒地冻的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北风刮透了他们的衣裳，冻僵的手举起了“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横幅。

几十年来，我调查和写下了一千多名文革受难者。我认为，历史记载若不写入受难者，文革就可以被浪漫化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激进活动，而不是罪恶。我为受难者做了纪念网页和出版了书籍，都在国内被封禁。

除了文革受难者，我还写了两种人：1. 文革恶人；2. 文革英雄。

对前者我写了《张春桥幽灵》。2017年初此文在北京被放上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三天就有三十万个读者，但随即被删除。此后又几次被放上微信公众号，又被封禁。

至于写英雄，难在很不容易找到他们。文革是残酷的年代，当局镇压手段严厉。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纸印画像就会进监狱；笔误口误，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活动”。英雄刚一露头，还没能发出大范围的声音，就会被肉体消灭。

即使毛泽东1976年死亡后他的妻子江青等文革干将都被逮捕，但是毛的知青政策不准改变。反抗文革仍是重罪。在毛的接班人华国锋执政的1977年，仍然有50多人因私下批评毛泽东被判处死刑。

我找到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拍照放在这里。照片上有毛泽东的一段话，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在此前和此后，都作有关于知青的“最高指示”，一直持续到他在1976年死亡前几月。但这一段包含了一组对一个社会巨大群体打击沉重的新概念。其中的“知识青年”，是指城市学校的学生，后来被简称为“知青”，毛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新说法、新做法，导致文革中一千八百万城市青年离开父母、离开家庭、中断教育，到遥远的农村去，并被要求在那里“扎根”，即永远不再回城。

“知青运动”，被列为文革造成的主要“新生事物”之一。反对这些“新生事物”就是“反文革”，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那时候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55年过去了。有人说，知青是自愿下乡的，现在虽已经回城，依然眷恋着乡村。

什么叫“自愿”？只有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有“自愿”。而知青从来没有过选择的可能。直到毛泽东死亡两年多后，1978-79年云南知青抗争返城。1980年，中共中央停止了知青下乡政策。

在丁惠民之前，知青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回城回家：“走后门”，“找关系”，给干部送礼、送钱，想办法办“病退”、“家庭照顾”、“独生子留城”，女生设法找城里丈夫结婚，用性服务和有权势的干部做交换，各种各样。概括地说，就是个人在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构建的大网上，找个小洞钻过去。钻小洞并不容易。除了物质和性服务的付出，还有道德和心理的永久伤害。但是集体的反抗没有发生过。

1971年，第二号人物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知青的事情似乎有了一点松动。

1972年底，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给毛泽东写信说，他的儿子是1968届初中生，在农村插队收入低，不能养活自已。毛泽东给他寄了300元。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强奸多名女知青，两名军人干部贾小山和陈国良被判处死刑。

新华社记者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用十六种方法捆绑吊打知青，写进“内部参考”，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通报。

但是知青们都明白，这些措施只是要修理枝节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而不是让他们回城。

北京知青钟阿城，和丁惠民在同一个分场，八十年代他成为知名作家。1978年他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景洪农场不给他户口。场长夫妇到北京。阿城妈妈请他们在大饭店吃饭，场长妻子说想要个毛毯（当时价格超过一般人一个月工资），阿城妈妈立即买了送上，但户口还是没有给阿城；场长妻子又说要吃银耳（当时价格超过一般人半个月工资），阿城赶快买了一斤送去，还是不被放行。当丁惠民的油印公开信传开，农场领导问钟阿城是不是他写的，阿城指出信中有病句，以证实不是他写的。农场立刻把户口给了他，让他回了北京。

我和我的大妹妹因为小时候都跳了班，她14岁，我16岁，作为知青到了云南。我们无路可走，在劳动之余自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数理化课程。文革后恢复高考，我的父母平凡后，我们以高分考进了最好的大学。我知道我们是例外的例外，同龄人都没有在学校学过中学数理化课程，很少能考上大学。

但是勇者、智者如丁惠民，他领导的集体抗争，帮助了所有的知青。

1979年1月，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大回城。一时间转户口的地方出现了大拥挤，因为知青怕办晚了就不让办了。

丁惠民是1979年10月最后离开西双版纳的。他母亲工作的工厂已经搬到湖北，妈妈提前退休，让丁惠民办了“顶替”。两年后他和一名重庆知青结婚，他调到重庆的一家高温作业工厂当工人。他们有了女儿。

回忆当年北京请愿，他说到28人中有一个女知青是怀孕的，在北京差点发生流产，把他急坏了，好在没有出事。那个孩子长大后考进了幼儿师范，她喜欢小孩子，现在是很好的幼儿园老师。谈到这个叫着他“叔叔”长大的知青二代，丁惠民的声音里满是温情。

绝大多数知青以个人方式设法改变自己的知青生活，丁惠民却选择抗争毛泽东强加给整整一代人的所谓知青人生。他是站出来为自己也为全体知青回家的民权公开明确地争取的那个人。他领导了抗争的全过程。在全国一千八百万下乡知青中，此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做。知青回家运动没有发生在有更多上海知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没有发生在有更多知青的东北建设兵团，却发生在云南，因为那里有丁惠民，有那个领导大家采取行动的人。拿英国哲学家柏林的话来说，是坚持运用“积极自由”的人；拿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他是个英雄。

在他身上，可看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个“1”的力量（即英文所说的Power of One），那个赋予后面无数个零以意义的“1”的力量。没有前面他这个1，后面的无数个零也只能还是零。他有决心，有愿景，有行动力，也有领导力。他没有号召别人冲锋而自己却躲进战壕里而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在全国那么多知青中，他是独特的非凡的。他对知青群体命运的体验与对自己行动的选择和担当，帮助后来者免于被强迫中断教育、被强迫离开父母，去遥远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一年，成为值得曾经的知青不能忘却的一年。当年的知青和后世来者当向丁惠民和他的云南知青同伴们的抗争致以深深的敬意！

丁惠民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一位比我年轻十多岁从未当过知青的朋友为他们所作所为流下了眼泪。她说，假使可以选举，我会投票选丁惠民当市长，州长，议员，总统。我们坚决不让那种破坏个人权利，破坏家庭，破坏自由的制度回来。

向丁惠民致敬！

By Wang Youqin, a scholar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我覺得，丁先生還是趕上了一個好時代，華國鋒等人要開明得多。擱到現在，他的下場差不多就是李文亮張展方斌陳秋實彭載舟這些--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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