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默契
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趁毛不在京时,组织群众包围中南海并揪斗刘、邓、陶。毛回京后,李将此事告诉毛。毛说:“文革小组做事不听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李(志绥)写道:“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第473页)。我以为这一论断很值得推敲。
我们 一向被告知,在文革中(其实不只是文革)发生的许多坏事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倘费心查阅一下当年的档案材料,也许我们确能发现若干证据证明这些坏事与毛本人无关。有些事毛并未发过指示,有些事发生时毛根本不在现场,有些事毛还讲过几句不赞成的话;但我们若因此而断定这些事与毛无关甚至是违反了毛的本意,那却未必。在暴君和暴君的打手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关系。许多坏事,暴君心里想做,但不便明说,因为他害怕承担责任。这就需要打手们心领神会,先意承旨,代为实行。为了不露痕迹,打手们往往还要背着暴君下手。我敢说,刘少奇被摧残至死就一定是打手们“背着毛主席干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有人将刘受摧残一事向毛汇报,毛很难不表态制止,刘的性命或许便可保全;但倘若不是打手们深知毛对刘恨入骨髓,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又怎么敢和怎么能一手遮天,将国家主席活活整死?打手们为主除患,有恃无恐,毛则乐得“受蒙蔽”,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
由此我又想起延安时期诛杀王实味一事。毛早就讲过不要杀掉王实味,要留下来作反面教员。王实味被杀后,毛还表示过不满。但是,那个直接下令诛杀王实味的王震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从以后的事情来看,毛对王震反而更加信任。可见,只要你摸准了毛的真实心理,即便是做出了明显违背最高指示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相反,领袖还会因为你的鲁莽行为而感到你忠勇可嘉。没有唱黑脸的,怎能显现出唱白脸的威风,怎能显现出唱白脸的仁慈呢?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求。可是人们忘记了,小鬼不正是阎王安派的吗?
我们知道,在历次运动中,都发生过大量的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有人说那是由于运动“失控”。然而,许多所谓“失控”其实正是领袖的有意放纵和暗中鼓励。在文革初期,连李志绥也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第442页)不错,毛一再表示反对逼供信,毛就对李讲“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个人自杀”,(第443页)这说明毛对于这种运动的残酷性是早有预料的;那无疑正是毛的目的之一。尽管在公开场合下他总是说着另一套话。什么是“运动”,运动就是有控制的“失控”。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测,毛在六七年七月悄然离京,很可能是为了故意制造“不在现场”的表象,以便让文革小组放手胡来而又使自己摆脱干系。事实上,李志绥本人就这样怀疑过(见第472页)。只不过他后来又相信了毛的那一番说词。假如说在那以后,刘、邓陶等确实不再被公开揪斗,这也不足以证明毛的反对是出自真心;因为那次公开揪斗已经向全国发出了明确信息。这是毛的一个惯用手法。起初,由于毛的暗示和默许,发生了残酷的暴行,在这时,毛往往把自己隐匿起来,以致于任何呼救的声音都无法达于天听;于是,那些暴行便显得和毛毫无关系。等到后来毛出面制止时,暴行的效果已经达到,毛反而再一次给自己赢得了仁慈的美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莫此为甚。
---胡平: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