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自杀现象在天津尚未普遍蔓延，但领导干部已经人人自危。他们被明确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脱裤子”这个说法很传神，意味着官员要自爆平日深隐的丑陋私处，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
按照要求，“各县、镇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部长，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专员、县长、科长、局长，县以 上各级人民团体党组书记、正副主任、部长，各专业公司和企业单位的经理、主任、厂长、局长等，凡至今尚未作出公开检讨者，均必须在一定会议上作公开检讨，凡已经做过检讨而不深刻、不真实而又不能令人满意者，不论运动进展到什么程度，均应一律补作深刻的、真实的检讨，至直（直至）令人满意为止。并将各县委委员的书面检讨上报交来地委。”
“各级各部门各个领导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作检讨，在检讨中均不能敷衍塞责，必须是深刻的，切实的。”“今后各级各单位三反斗争是否真正开展起来，以上述问题作为重要检查的标准”。
这并非仅是天津一地的内部指示，它来自更高级别的华北局。以上要求，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必须予以检讨。这事实上比中国共产党此前预估30%—40%的贪污比例，要更为悲观得多。
但这份通知，却有这样的一个反腐盲点：他们所强迫的公开检讨者中，包括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却不包括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不知道这是天津地委在传达华北局指示时的故意遗漏，还是华北局本身有意保全地委的威望？但它至少能说明一点，即反腐运动的指挥者，常常将自身置于受波及的范围之外，从天津地委到华北局乃至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三反时概莫能外。
---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作者：韩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