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之前，我對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充滿嚮往和信心，我採訪吳敬璉，他兩個小時一直在批評趙紫陽的經濟政策，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就是批評，指出國家政策的錯誤和不足。

64之後，我從來沒有認為中國可能出現一個蔣經國，甚至我認為也不會再出一個趙紫陽（起碼在我有生之年，我看不到）。我作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獨立知識分子，我沒有做“中國夢”，一如既往，對中國的現實進行批評。

對蔣經國的正面評價，是基於台灣近40年發展的現實。蔣經國的政治決策，使得台灣制度性變革，付出了最小的代價。民主制度的成熟，是台灣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