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最大的不幸就是做有些爹妈的孩子。英是我的第一个学生。那年我八岁,她十八岁。我在大队小学念三年级,她给生产队干农活。老师说要帮助国家扫盲,每个小学生要教一个文盲识字。我就去找堂姐英。她是二叔的大女儿,没有上过学。已经记不得她长多高,印象中圆圆的脸庞,平日梳着两根长辫子,如果突然短了,是她剪下来卖给了供销社。
我问她名字是哪个Ying,是不是英雄的英。她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就随便写个英好了。我就成了英的扫盲老师。晚饭后,在煤油灯下,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村庄的名字,牲口的名字和庄稼的名字,也学会了写毛主席万岁。二叔是村里的二百五,二婶又懒又馋,堂弟才四五岁,瘦骨嶙峋。
鲁北农村的日子本来就苦,他们家更苦。有时候,晚饭后去她家,二叔坐在板凳上抽烟袋,二婶在炕上躺着,把家里所有的衣物和被褥都盖在身上,像个柴草垛,堂弟从乱衣垛中探出头来看着我。英在煤油灯下缝衣服或衲鞋,不愿抬头看我。我会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让她不高兴。见我不走,她会抬头说,今天不学了,声音微弱,眼睛像哭过一样。有些夜晚,就这么悻悻地离开,反来复去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一日三餐,只有地瓜面窝窝头和杂交高粱饼子可以吃。
生产队的麦子开始抽穗,从麦田边走过,盼着麦收后至少能吃一顿白面馒头。接近成熟时段,暖风吹过,麦浪起伏,空气中飘荡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麦穗清香。队长和民兵会在地头照看。英有办法弄到新鲜麦穗。躲到没人看见的角落,她把麦芒掐掉,把麦穗放在手掌间搓一会,把皮吹掉,就是一把新鲜饱满的麦仁。看着她两手不停地搓,发出沙沙的声音,新鲜麦子清香四溢,我不断咽口水。
她把搓好的麦仁分成三份,一份给堂弟,一份给我,一份留给她自己。那是童年时代少有的美味,不多的温馨幸福时刻。那年春天,有人开始上门说媒,当地叫找婆家。媒婆撮合,来来往往,就说成了。五华里外的黄河岸边有个村庄,她将来要嫁的人就住在那里。听村里人说,英这孩子有福,要嫁的人家不错,就要苦尽甘来了。她在人前也很高兴的样子,但识字课上的越来越少了。有一天,我再去她家,二叔就说,以后别来了。村里人结婚,会找幸存下来的地主写对联,红纸黑字,贴在大门上。大多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或者“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横联都是“革命伴侣”。
看到这些婚联,我就想英也快出嫁了,童年第一次有了若有所失的感觉。从大队小学到村里大约有两华里土路,经过一片坟地。学童中有各种传说,有人说看见过鬼火,有人说看见过吊死鬼,舌头一直伸到前胸。如果一个人走,会不知不觉地加快脚步,有时候就成了小跑,不再停下来,一口气跑到村里。那天黄昏,放学后不知道为何同学都不见了,天渐渐暗下来,隐隐飘来炊烟的气息。路过坟地的时候,想起那些鬼的传说,就跑起来,越跑越快,竟成了狂奔。远远看见英家的院墙外围着人群。跑近的时候,看到几位同学扒着窗户往她家里张望。不知谁在旁边说了一句,你堂姐上吊了。
教英识字让我在童年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朦胧中把自己跟另一个人连在一起。那天黄昏,跑回村里,我教会了识字的堂姐,就这么死了。不知道为什么,心中从未有过的愤怒,突然怨恨她家里的每一个人。几位堂哥把她裹在一床破棉被里面,放在地排车上,往十五华里外的公社火葬场拉,带回来一盒骨灰。出殡那天,几位堂哥走在前面,她弟弟跟在我后面嘤嘤地哭。我心中仍然愤懑,没有流泪,也不觉得悲伤,似乎她不是自己结束了生命,而是被别人杀死了一样,需要找到凶手复仇。但没有凶手,也没有谋杀。生活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愤怒也渐渐的平息了,只是仍然厌恶她家里的人。放学路上也不再怕走过坟地。
不久后的一个课间,一位那天扒在英家窗户上往里张望的同学在教室眉飞色舞地讲他的观感,比划着吊死鬼舌头的长度。几个男生笑嘻嘻地听,几个女生一脸害怕的样子。我的愤怒瞬间爆发出来,就跟他扭打在一起。他吃了点亏,从课桌上拿起一支铅笔乱捅,我抬右手去挡,笔尖就扎进了掌心,折断在里面。那时候,有同学喊,老师来了。一阵忙乱,各自复位,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手掌开始流血,笔尖还在里面,但不敢让老师看见。下课后,在同学帮助下,用刀子把笔尖从掌中挖出来。学校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酒精和药绵,血与残余的黑炭积聚在里面。回家也不敢让家长知道。
为了减轻疼痛,洗手的时候就糊弄一下。日复一日,血与炭就凝固在手掌中了。至今,那支铅笔的残余仍然在里面,手心一个芝麻大小的黑色斑点,成了此生永远不会消失的痕迹。
那次打架之后,对英的记忆越来越淡漠。有时候,一个人路过那片坟地,想她的魂可能早就走远了,不会再回来。童年懵懂,昧于人情世事,不知道英为什么走上绝路。长大以后,回想缘由,在那种境遇可能一件小事就会触发人生全部的绝望。村民感叹,她家里就她一个好人,但好人的生命力往往不及没心没肺的人。成年后看到亚瑟·米勒说:一个人自杀,杀死的却是两个人。懵懵懂懂中被她带走了什么,可能是我童年的骄傲罢。
有一年母亲生病,回家探望。她老来喜欢忆旧,又说起堂姐小时候的事。堂弟在城里打工,女儿上高中了,来家里吃饭。我问他姐的坟是不是还在老地方。他说,一分责任田都分到别人地里去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他急于谈天下大事和治国理政,说他的办法粗暴好使,先杀掉三亿,事情就好办了。大家都低头吃饭,不再提他姐的事。堂弟怨恨他父亲,十几岁离家出走。小时候,都是他姐给他缝衣服做鞋,收获季节从地里给他弄点好吃的。童年最大的不幸就是做有些父母的孩子。如果他姐活着,他的人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人生经不住假定。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