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习近平若熟读史书，应该知道像他这种弱主是不具备集权的资本的。由于后江胡时代的中共储君制度，习派无法积累足够人马，而且质量也不高。习既没有江十三年总书记加十年垂帘听政的人马积累；也没有共青团，中青院这种人才储备库，自然挡不住来自江派的反扑和抹黑。加之集权操之过急，习派官员在官场上“小步快跑”、越级提拔，而其他派系还遭到打压，导致习得罪了全党其他派系的官员，加剧了习派和其他所有派系矛盾。一度被看好入常的陈敏尔被边缘化了，而唐一军竟成为二十大之后首位“空降”地方担任省级政协领导的部长。在党中央全部成了习近平的亲信之后，今后的内斗也只能是亲信之间的内斗了。

习不仅没做到以史为鉴，而且他反其道行之。汉初的文帝，子以母贵，弱主入京，和习被父之荫非常相似。但文帝虽为九五之尊，谨言慎行，凡自己的决议，皆出文武百官之口；而且再三推诿，直到百官力劝方才动议通过，是以有“文景之治”。对比，习则是“定于一尊”，“不得妄议“。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是克格勃势力和政府妥协出的弱主，勃自知实力不足，打出大旗“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稳定性”，纵容全苏官僚腐败，深得苏联官僚集团拥护，以至于很多苏联干部终老于任上。他本人也执政十年，死于任上，未被人逼宫。勃主政期间苏联极权缓慢衰落，未有我朝反腐清党后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习反其道而行，故结果也必然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