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
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 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
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
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
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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