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条推文下有人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我想起余英时在研究五四运动时注意到一个历史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把新文化运动朝着文艺复兴方向推动，但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坚持要把新文化运动政治化。跟所有不学无术、浮躁冒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一样，他们要行动、要彻底、而且立马就要结果。

由于新文化运动逐渐脱离了文化纬度，而思想争锋的势头也就逐渐弱化下来，让位给激进分子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斗争，其代价就是社会失去了方向，变得盲目而且躁动。

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民主法治思想在中国传播。不但没有知识分子去专研西方文化和中国社会重新结合以设计现代国家制度，使中国实现社会制度和文化层次上的全面西化和现代化，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反而激进地鼓吹要把一切打破重来，要来一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于是惊魂甫定的新国家刚刚平息军阀割据、恢复形式上统一，又立马投入到剿灭马克思主义极端分子的暴乱活动。

马克思主义极端分子彻底打乱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现代化过程，搅起的社会动荡扰乱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制度设计、社会思想传播和文化现代化改造等方面的努力。这边镇压马克思主义分子还没有结束，那边日本又发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还没结束，马克思主义武装分子不但已经呈现尾大不掉的势头，还坐大了武装割据力量。这为抗日战争结束后立马投入内战又埋下了祸根。在此期间，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就彻底中断了，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分子重新建立一个新国家，把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改造推向另一个极端：全面苏联化，彻底反文化。

所以至今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没有经历过现代化改造，国家制度设计这个环节直接跳过，变成摸石头过河，知识分子的作用变成了政权的帮腔和喇叭，再也没有独立人格，所有人都被迫卷入社会运动，国家制度设计、文化现代化改造全部中断，转向反文化的极端。

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才是民主制度扎根下来并不断自我改善的土壤根基，绕过文化现代化这个环节，就势必走向野蛮和暴动。至今中国社会盛行的反智主义要反的其实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要反的是国家现代化、要反的是国家本身。反智主义最终只满足于把国家推向无底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