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

《黑风白雪》是金融时报和日经亚洲记者 Charles Clover 在2016年出版的作品。该书从非常专业的角度深刻分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的崛起历程。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再版。

该书重点追溯了欧亚主义最重要思想教父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ev）和欧亚主义第三代吹鼓手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思想成长历程。

作为俄罗斯最杰出知识分子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和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青年时期在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劳改了18年，他母亲（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写的《安魂曲》有九首诗就是写给他的。到苏联晚期，列夫·古米廖夫因其历史研究和鼓吹欧亚主义，声誉日隆，成为第二代欧亚主义（也是欧亚主义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领军人物。

在古拉格劳改时期遭受的磨难和迫害反而造就了列夫·古米廖夫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狂热热爱。与苏俄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第一代欧亚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这些人从无尽受难中找到了某种俄罗斯精神，反而调头回来支持迫害他们的残酷政權和民族国家。

列夫·古米廖夫在劳改期间凭空想象杜撰的历史研究，后来在苏联和俄罗斯大行其道，成为欧亚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基石。尽管列夫·古米廖夫本人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苏联实现了沙俄时代没有实现的欧亚大陆政治抱负，建立起来对抗英美主导的大西洋集团的新秩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受到苏联迫害（其父就是被苏联枪毙的），尽管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列夫·古米廖夫对大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秩序的鼓吹和热爱反而更加强烈（因此也坚决支持苏联）。

这种不管国家怎么虐待你，你都挚爱国家坚定不渝的爱国主义感动了几代苏联-俄罗斯人——其实不止是列夫·古米廖夫，第一代欧亚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再往前追溯，沙俄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也这样：一边痛恨政府，一边支持政府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和极端民族主义野心。

列夫·古米廖夫是对普丁影响最深的人，普丁许多政治理念和宣传机器的舆论设计都直接沿用了列夫·古米廖夫发明的术语。列夫·古米廖夫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秩序视为一种包含在俄罗斯文明之下的世界秩序，而英美所代表的大西洋秩序，则与俄罗斯文明水火不容。这一点也是普丁经常自称俄罗斯是“文明国家”而英美所代表的西方是“文明国家”的敌人的理论背景。

有关俄罗斯不是国家而是一种文明秩序的概念，到第三代欧亚主义吹鼓手亚历山大·杜金那里，演变成了俄罗斯版的“文明冲突论”——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不同，在俄罗斯版文明冲突论中，英美主导的西方世界是俄罗斯主导的文明秩序的敌人；而且俄罗斯这个“西方世界”是不包括欧洲大陆的，因为欧亚主义野心是要把欧洲大陆变成俄罗斯文明的后花园。

亚历山大·杜金跟列夫·古米廖夫一样，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但杜金更倾向于不加掩饰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虽然亚历山大·杜金经常被说成是普丁精神导师，其实並不准确，因为二人几乎从无直接交往，也没有人能证明二人有直接联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杜金充当的角色更像是“普丁主义”的吹鼓手，二人在精神上就像孪生兄弟。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杜金无疑也深刻地影响和鼓舞着普丁的幕僚：他们彼此之间的世界观念是融为一体的。

本书就是了解欧亚主义和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崛起的最好材料之一，作为对中国当前复活民族主义的参考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作者本人就是中国专家（专门深度报道中国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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