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觉得，环境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影响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大的多。

比如清中期，因为玉米、红薯、烟草这些可以在山地、坡地生长的作物大量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人口，光乾隆中后期的五十年间就翻了一番。1744年时1.6亿人，到了1795年激增到3.4亿人。

人口激增有利于分工的细化，但对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因为人口持续快速增加，多出来的人口不断向西北、西南林地、山地迁移。但人又不能吃树叶，睡地上，就需要砍伐森林来建房、取暖、耕做。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迁往黄河上游，并持续大量滥砍滥伐，致使水土流失严重，进而导致黄河决口也越来越频繁。

在人口没有激增的年月里，黄河一般10-20年泛滥一次，但自从乾隆中后期人口暴增后，黄河每两三年就决口一次。到了嘉庆年间更夸张，几乎是年年决口，搞得清政府苦不堪言，国库近一半的财政收入都要用在黄河与大运河的固堤与赈灾上。

财政支出明显增加，税收又因为农业生产低效加上士绅阶层免税而难以增加，高级官僚，尤其是皇室的用度更是难以压缩，多花的钱从哪儿来呢？

那就只能从各种潜规则里来了，比如卖官鬻爵、议罪银等，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开始制度化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乾隆以前就没有，而是说没有那个普遍，也没有制度化，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到了乾隆中后期，已经普遍化支付化了。

潜规则普遍化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地方官员普遍的巧取豪夺，百姓的大规模反抗，再加上鸦片贸易致使白银外流而导致的经济紧缩，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而民众奋起抗议是因为经济负担不断加重，而负担加重又是因为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又是因为黄河决口越来越频繁，黄河决口频繁是因为上游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而水土流失又是人口激增，人们从平原河谷迁往山地坡地的必然结果。

人作为环境的产物，面对环境时大多时候只能适应，尤其是在前现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而文化、制度、观念等，不过是对环境适应的具体反应而已。

比如，在经济落后收入地下，甚至生存都收到威胁时，勤劳和节俭就是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地，因为只有尊崇这些观念，生命才能得到延续。

反之，在经济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平等自由又会变成道德高地，因为在生存问题普遍解决后，精神世界的满足才是人与人的不同之处，或者说精神世界的满足才是人生的意义。

推荐观看《中国权贵家族系列之——温家宝家族》：https://t.co/ihxeVG1hW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