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

无疑，邓对胡赵是相当信任的，甚至可说是情有独钟。他竟然公开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胡赵对此知遇之恩和提拔信任也怀有某种铭谢之情。更重要的是，三人之间，在对毛 式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正好相得益彰。在政治改革方面，二人走得比邓稍远。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把偌大神州，搞得风生水起，虎虎有声，蒸蒸日上，成为中共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黄金时代”。

然而，这种“君臣”式的“铁三角”，却隐藏着某种致命的结构性危机。祸根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赵曾犹豫，决心是邓最后下的，然而最后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担。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铁三角”顿失一角，已呈不稳。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邓对胡赵的感情是复杂的。平心而论，他曾力排众议，力荐二人担负重任，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视之为自己想法的最好阐释者和执行者。然而，当政治危机惊涛拍岸，风起云涌时，当二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出了他划的界限时，他为自保，也为防止逸出邓式轨道而抛弃了他们，（当然，赵在最后一刻也已挣脱了邓的笼罩，亮出了独立的姿态）。从邓偶尔流露出的悔意以及他对二人的整肃留有余地，人们不难想象，事过之后，在垂暮之年回首事功，这两个人当已化成他的两块心病，在清夜咬噬他的灵魂。

---悲剧人物邓小平
——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
作者: 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