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
无疑,邓对胡赵是相当信任的,甚至可说是情有独钟。他竟然公开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胡赵对此知遇之恩和提拔信任也怀有某种铭谢之情。更重要的是,三人之间,在对毛 式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正好相得益彰。在政治改革方面,二人走得比邓稍远。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把偌大神州,搞得风生水起,虎虎有声,蒸蒸日上,成为中共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黄金时代”。
然而,这种“君臣”式的“铁三角”,却隐藏着某种致命的结构性危机。祸根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赵曾犹豫,决心是邓最后下的,然而最后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担。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铁三角”顿失一角,已呈不稳。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邓对胡赵的感情是复杂的。平心而论,他曾力排众议,力荐二人担负重任,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视之为自己想法的最好阐释者和执行者。然而,当政治危机惊涛拍岸,风起云涌时,当二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出了他划的界限时,他为自保,也为防止逸出邓式轨道而抛弃了他们,(当然,赵在最后一刻也已挣脱了邓的笼罩,亮出了独立的姿态)。从邓偶尔流露出的悔意以及他对二人的整肃留有余地,人们不难想象,事过之后,在垂暮之年回首事功,这两个人当已化成他的两块心病,在清夜咬噬他的灵魂。
---悲剧人物邓小平
——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
作者: 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