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赵紫阳的阴谋从1989年5月下旬就开始了。我曾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体改所被称为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智囊团，因此，早在六四前半个月，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两个工作组便已进驻该所，开始了全面整肃。我当时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访问计划已 到期，正准备按时回国；动身前与所里的同事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坚守岗位”，所以我就留在了德国。这次整肃当中，体改所的十几位研究人员被无端地抓到秦城监狱，关押达一年之久。这些被捕的同事既非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亦非学生活动的指导者，把他们抓去，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设法捏造不利于赵紫阳的说法。我出国前是体改所参与赵紫阳召集的各种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参与人，如果我当时在国内，肯定也被关到秦城，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完成更换总书记的程序，会上公安部长王芳奉命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索罗斯基金会，通过与体改所合作，企图颠覆中国。由于体改所是赵紫阳提议设立的研究机构，又与赵有密切联系，王芳捏造的这个涉嫌颠覆罪名的矛头直指赵紫阳。当局制造的这起诬陷赵紫阳案，源自1987年公安部对索罗斯的怀疑，那时高层已经知道此类怀疑纯属捕风捉影、恶意猜测。据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过，1987年国家安全部就表示，索罗斯是他们的客人，没有中情局背景。六四之后，为了证明邓小平在六四镇压方面的敌对意识确有根据，公安部把两年前被否定的旧话重新搬了出来，试图栽到赵紫阳头上。

1989年7月下旬，全美学自联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获悉中国公安部长对赵紫阳的诬陷，随即电话采访了索罗斯，8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第4版刊登了相关报道。此报道指出，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索罗斯是一个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在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都设立了改革开放基金会，他也出资100万美元于1986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样的基金会，以支持文化交流和改革开放；但中国政府现在却企图把该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挂钩，进而指控总书记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鲍彤通过索罗斯的基金会资助过的体改所与“外国颠覆势力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提到，索罗斯已在8月2日给邓小平去信，澄清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透明性，并且表示，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去查核北京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运作细节。

索罗斯给邓小平写信、《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诬陷赵紫阳的阴谋被曝光，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个阴谋之所以最终破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中方最高负责人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既然索罗斯在给邓小平的信中点出了这一点，北京的栽赃陷害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因为，要继续诬陷赵紫阳，就必须拿国安部垫底。这事既已在海外公开见报，再搅和下去就成了国际大笑话，邓小平的敌对意识再强，也不想把自己变成此类笑话的主角。

六四镇压充分表明，中共高层那些充满敌对意识的人，对拒绝顺从的民众是何等仇视狠毒；而这起诬陷赵紫阳的阴谋则证明，他们为了虚构、制造自己的“敌人”，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程晓农：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