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之路的确有一定的必然性。

改开之初，准确的说应该是邓小平掌权后，财政和社会经济早已难以为继，才不得不改革。因为江浙沪，尤其是上海，一直是中共的钱袋子，财政收入占到当时全国的六分之一，不能轻易改革。若失败了就有失去政权的危险，粤闽在毛时代一直作为海防前线，政府没给投资过，既有沿海的区位优势，又是海外华人华侨的故乡，最适合拿来当改革的试验品，所以最先开放的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但是呢？中央政府实在太穷了，根本拿不出钱来搞开发，只能给政策。不管是中央还是特区，都把希望寄托在外资上，但你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临时性的给点政策，谁知道你的政策会持续多久！毕竟人家投资的可都是真金白银，所以跨国资本都不敢进来，来的大都是从香港、日本、东南亚转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也就是三来一补企业，根本满足不了特区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口，于是特区政府只好卖地。

海南刚建省时，就跟熊谷组签了卖地协议，结果被以李先念为代表的全国政协斥为卖国，不得不停止卖地。当时海南每年的资金缺口在百亿级别，但财政收入只有四个亿，又不能卖地，怎么办呢？于是海南当时的主要领导之一，也是任仲夷的副手雷雨，为了筹集资金，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之便，默许全岛向内地走私，结果走私没几天就被查了。

海南的开发正好跟六四促到一起，雷雨被抓了典型。六四以后的三年里，保守派牢牢占据着上风，社会氛围又回到改开前，直到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

南巡后，中国再次开启改革，但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持续性，地方筹集发展资金还是只能靠卖地，跨国资本进来的很少。

直到中共签订了入世协议，承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国际资本才大批涌入，才有了后面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共承诺了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一直很大，所以很大一部分有远见的企业主，赚了钱就移民了，留下来的都是像王石、潘石屹、马云、马化腾这样跟权贵结合的企业，也只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大做强。

对于中国这样工业化基础差，经济发展靠指令和红头文件的地方，房地产是最见效的发展路径，一个城市只需几年就会面貌一新。地方官员喜欢，中央领导满意，才不管它背后背了多少债务，谁来承担这些债务。人口大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管多少债务，只要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没多少，所以政府一次次的印钞救市，一次次将债务转嫁到普通人身上，乐此不疲！直到实在救不了，就像现在这样…

而这一切，与其说是路径依赖，不如说是制度必然。只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地方的发展，除了把土地财政玩到极致，其实根本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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