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講裡沒有足夠時間提到，當天其實有非常多維吾爾人站出來，讓人感覺幾乎是整個上海的維吾爾人都在街頭。

在我站的那一排，一個維吾爾大哥和警察的人牆只有半米的距離。已經是凌晨四、五點了，他一遍遍嘶吼「我的哥哥就死在我的眼前，他是被你們殺死的。你們有種拿坦克碾過來，我什麼都不怕了」。就是他那句話讓我情緒失控到嚎啕大哭。

還記得富士康的工人們和廣州的城中村嗎？在大城市的抗議者為口號而爭論的時候，他們已經向特警的防暴盾列丟出了礦泉水瓶和護欄。他們沒有媒體、沒有華麗的詩歌、沒有喝茶教程和被捕聲援，他們早已經身處懸崖邊緣。

還有被封校的大學生，是否還有人記得他們在操場上陰暗的爬行、疊紙狗？白紙運動的當天，許多高校下達了封校指令，或是把他們送上回鄉的火車。他們在監獄一樣的學校生活三年，最後連走上街頭的選擇權也被剝奪。

我想這不是出於性格特質，而是出於處境。當那篇充滿「好」字的公眾號文章一次次流傳的時候，也許其他群體沒有看到的是，女權社群早已學著怎樣一次次繞過審查傳播我們的公眾事件、怎樣在弦子的庭審現場換衣服和遮蓋面部、怎樣在缺乏組織的環境下形成行動共識、怎樣在事件中療癒集體創傷。

沒有人是天生的活動者，也沒有教科書可以教會我們。所有被人看到的聲勢浩大，都是來自於無路可退之下的長久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