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巴黎《從64到A4》展覽現場，展覽仍在持續。

六四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首先是父母諱莫如深的禁忌，是街頭巷尾的傳言，但也正因為其是禁忌和傳言，所以也慢慢變成了反抗的象征。我身上唯一一個紋身，就是「陸肆」，我在中國的手機號，車牌號，包括在法國的手機號，尾號都是8964。當然現在我會將其解讀成用個人敘事去對抗國家意志的表達，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這僅僅是一個遙遠的符號，是一種反叛的象征。

為什麼時隔三十多年我們還要紀念八九民運，紀念六四？是因為六四並非歷史，而六四也從未過去。那些遇害的同胞也曾像我們一樣鮮活地站在廣場上，那些未竟的夢想和沒有唱完的歌也依然飄蕩在那片土地上。三十五年來，六四變成了五月底永遠在施工的紀念堂，變成了不能修改的微信頭像，變成了帶貨主播李佳琦手中的那塊蛋糕，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記憶始終以一種不可言說的方式氤氳在我們的生活中。崔健說「只要毛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們就還都是一代人」，這個政權依然在監控和鎮壓它的人民，而中國依舊是那個政治尚未步入現代化的老大帝國，「我們依然是盛世下的低端人口，我們仍舊是鐵屋中吶喊的境外勢力。」

小時候，我們都被教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其實這句話並不能經得起推敲，如果「天下興亡」是每個人的責任，大家都垂衣拱手，等待著公平與正義從天而降，那期待中的變革大概永遠也不會發生。「天下興亡」的下半句不是「匹夫有責」而應該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既然已經身在海外，比國內的異見人士有更多的行動空間，有更多的自由；也就意味著有更多的義務。自由從來不是禮物，而是一代代人付出勇氣和熱血去抗爭的過程，未來始終未來，未來也尚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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