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和思想准备。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千名代表对文革和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有些发言甚至指出，现行政治体制是文革和毛泽东罪行的根本原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严家其在会上作了“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从制度改革方面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

胡耀邦主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这两个大事，胡耀邦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正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丁学良所言：胡耀邦所作的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1978年为45万名“右派”摘帽，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落实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

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人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工资，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案件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300多万名干部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党员恢复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这种具备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的使命感，促使中国在短短几年之间在政治生态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上个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共建政之后唯一让中囯人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在那个年代突然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各种政治人物粉墨登场，这些在政治舞台上擅长于表演的政治人物，人性越来越少，党性越来越强。党性越强，必然沦为党的爪牙和帮凶，党叫撒谎就撒谎，党叫作恶就作恶！

在中共内部尤其到了高层顶层，要想保持人性其实相当困难。人性也有善恶，恶的人性也是禽兽不如，而党性就不用說了。”党性”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要求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就像李鸿忠所说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然而谁是党？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是党，谁就可以决定一个党员的命运乃至生死。

胡耀邦很罕見保持了基本的“人性”，不媚上欺下，不落井下石。正是他的特立独行，使他在中共内部受到挤压，尤其是左王邓力群，胡乔木还有保守派元老陈云薄一波王震等人。即便是这些政敌，对他的坦坦荡荡堂堂正正，不整人不告密不记仇不落井下石也是交口称赞。当年邓小平挑选的接班人王兆国在胡耀邦失势后落井下石，连这些顽固保守派都认为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不能重用。

胡耀邦对于中共有过深刻的反思，许多观点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比如他说，“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制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这些见解，今天看来真是颇有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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